一房多卖执行案件的调查与处理/韩召峰
时间:2024-07-21 21:19:16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547
一房多卖执行案件的调查与处理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开发的增多，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取得更多的周转资金或获取更多的利润，将正在建设的房屋进行一房多卖或一房既卖又抵押，为此引起了诉讼。笔者对北安市法院三年来因房地产购买抵押、产生纠纷的16件执行案件进行调查并研究处理方法。
一、一房多卖的类型
从16件涉及被执行人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执行案件来看，有7件是因为一房多卖引起倒出房屋的执行，有4件是开发商为债务人执行拍卖查封的房屋，案外人提供证据证实开发商将房屋出售或抵债、抵押给案外人情形，有5件是法院判决房屋归申请执行人所有，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开发商将房屋出售给他人。从调阅卷宗内容来看，一房多卖有五种情形：
（一）二个或二个以上的买卖法律关系都合乎法律规定，买受人均未取得房产权证，其中一个已经占有使用，但法院判决房屋归未占有使用的申请执行人，这类案件有4件，占25%。
（二）二个或二个以上的买卖法律关系都合乎法律规定，一个买受人取得房产权证，另一个虽未取得但已经占有使用，在执行过程中，因未取得房产权证但已占有使用的，拒不倒出房屋，法院判决此类执行倒出房屋案件有2件，占12.5%。
（三）先买受人与出售人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并取得了房产权证，且被法院依法保护，但在诉讼至执行期间，被执行人（开发商）与后买受人（案外人）恶意串通，私下协议将房屋出售给后买受人，并且后买受人占有使用房屋，这类案件有5件，占31.3%。
（四）先买受人与出售人之间的买卖关系系合法，未取得房产权证，并占有使用，因买受人为另案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买受人、出售人（开发商）与案外人三方恶意串通，将房屋协议给案外人，为原买受人逃避执行提供虚假协议，这类案件有3件，占18.8%。
（五）先买受人与出售人（被执行人）之间的买卖关系无效，后买受人的买卖关系合法，但先买受人已将房屋占有使用，法院判决先买受人倒出房屋，这类案件有2件，占12.5%。
二、一房多卖的处理方法
对于一房多卖的处理原则是司法确认高于行政确认，因为司法权属于上位权，即法院判决确认的产权效力高于房产领发的房屋产权证照的效力。对于第一种情形，买受人均未取得房产权证，但其中一个买受人购买的房屋被法院依法确认，其他买受人虽然占有使用权，但必须予以倒出，其他买爱人持与开发商之间的买卖协议进行另案诉讼，但不影响房屋的倒出。
对于第二种情形，两个买受人与开发商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均有效，但是取得产权证照的买受人购买房屋的协议效力高于未取得证照买受人的协议效力，因为我国法律规定房屋产权以登记为准，登记所有人的效力大于事实所有人的效力，这是维护房地产交易安全及登记秩序的正常进行，因此，未取得房产权证但占有使用人必须倒出房屋，交付给取得房产权证的买受人，然后另案诉讼开发商返还购房款。
对于第三种情形，如果查清属实，执行机构对后买受人（案外人）的异议不予审查，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后买受人和开发商直接认定为恶意串通，予以拘留、罚款，同时将房屋倒出交付先买受人。
对于第四种情形，在执行阶段经常遇到有的被执行人（买受人）购买出售人的房屋，购买后并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主要是为了逃避法院的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冻结财产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对被执行人购买第三人确需过户的房屋，在征得原产权登记人同意后，法院才可以查封，否则应通过诉讼来确认，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售房人极易与购房人（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一种情况是另行协议出租给被执行人，另一种情况是将房屋协议出售给案外人，由案外人同被执行人之间协议租售，对于此种情况，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应对案外人的异议依照民诉法第204条进行审查，同时赋予当事人和案外人诉权，若通过诉讼认定房屋归先买受人所有，法院执行机构应对出售人、案外人及买受人（被执行人）予以拘留、罚款。
对于第五种情形，是通过民事诉讼认定买卖合同的效力，已认定先买卖关系无效，后买卖关系有效，才判决先买受人侵权成立，因此，先买受人必须倒出房屋，交付给后买受人。
总之，从上文分析来看，一房多卖引发的民事、行政、执行争议交叉案件进行。在诉讼阶段，一般应当是中止行政诉讼，先行审理民事争议，判断属于一房多卖的哪种情形进行确权。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员发现一房多卖的情形，应先初步审查，如果发现判决有错误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如果案外人提出异议，执行人员应依法审查，同时赋予案外人诉权；如果发现是恶意串通进行假交易，必须依法严惩。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接受魏芬的委托，指派冯明超(013088086906)担任其二审辩护人。辩护人根据本案的事实及相关的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上诉人没有侵害国家财产所有权
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必须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一审认定诈骗的所谓“30多万元土地出让金”魏芬并未交到国土局或其指定帐户，该款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仍然属魏芬所有，并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魏芬的行为没有侵害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不构成诈骗罪。一审法院把“不交”出让金与“诈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完全混为一谈。
二、上诉人没有虚构事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书
魏芬虽有免交土地出让金之意, 但她找郑德慧要求出具胡多文的花园街土地在基金会抵押贷款的证明，魏芬说了之后，郑德慧和姓钟的这个人都说不行，必须要这宗土地确实在基金会抵押贷了款的才行。她在他们办公室说了很久，郑德慧和钟时新都没答应，魏芬就走了。一审侦查卷二P14P39郑德慧,魏芬供述: 过了一段时间，是郑德慧打电话通知魏芬去拿《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
辩护人认为申请书和资产变现通知书的内容虽有虚构，是钟时新写的, 并加盖上基金会的公章。 但魏芬没有参与、指使、伙同他人虚构《资产变现通知书》的行为。这一事实有郑德慧、钟时新的证言与魏芬的供述, 能相互印证. 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书P16）认定魏芬虚构涉案土在基金会贷款的事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书，缺乏证据支持，是错误的。
三、抵款协议为胡多见办土地使用权证用的，不是拿到基金会和清整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而是为了把胡多文的土地过户到胡多见的名下
清整办郑德慧科长二审出庭（新）证实,自己在出具资产变现通知书时，清整办不需要抵款协议书，魏芬也没有提交抵款协议书。
国土局高强科长二审出庭进一步证实（新）, 如果没有抵款协议，土地证就不能办给胡多见,只能办给胡多文，但无论办给谁，土地使用类型都是出让。该抵款协议是用于将土地证办给胡多见的。
检察院的起诉书（判决书P2）认定: 是魏芬在免交出让金之后，才将土地转让给了胡多见。
因此，一审资阳市中院认定魏芬提交的抵款协议是为了拿到基金会和清整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从而达到诈骗土地出让主金这一事实，缺乏证据支持。
四、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涉案土地没有在基金会抵押，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从刑法理论上讲，诈骗罪是指采取虚构事实，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他人基于错误“自愿”处分财产，即他人不明知；如果他人明知是虚构的事实，心干情愿让人欺骗他，那就肯定不构成诈骗罪。本案的国家工作人员郑德慧、钟时新、刘维彬、王建伟、 陈绍华都明知涉案土地没有在基金会抵押贷款。并且经过严格的审批后，才免交了土地出让金。这只能认定成一种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辩护人认为就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魏芬犯诈骗罪是一份即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法理的错误判决，难以让人信服。
诈骗罪是指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产。诈骗行为应当具有一定的客观逻辑顺序：①诈骗行为；②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③他人基于错误“自愿”处分财产；④行为人取得他人的财产。这四个行为先后有序，形成一个前后紧密相连的因果锁链，环环相扣，因果分明，既不能颠倒，更不可缺少任何一环，否则就不构成诈骗罪。
五、对魏芬花园街土地免交土地出让金是政府的意思，是政府给予魏芬的优惠政策
1、陈文仕、李庆威、王建伟、傅子鹏证词 证实在开发磷肥厂时，因该厂职工闹事，为了解决磷肥厂问题，由政府召集十多个职能部门多次研究协调，由魏芬在原合同价上再增加100万元，同时政府也明确表示在以后的项目上给予政策倾斜。
2、陈文仕（新）证词 魏芬向他反映，她在基金会贷款200万元，有部分用于支付修建塑料厂拖欠的建设款，其余部分用于磷肥厂开发。希望花园街的土地在基金会清整期间一并作出让处理，我就叫她按程序申报。此次对花园街的土地免收土地出让金就是政府对她政策倾钭的体现，代表了政府的意思。给魏芬免交土地出让金是政府支持企业行为。
3、李庆威（新）证词 对花园街免交土地出让金属于政府倾钭的范围。
4、书证一份: 王建伟认为市政府在专题研究魏芬开发磷肥厂问题的会议上说过今后在其他方面要给魏芬扶持和补偿，因此认为是市政府以免交出让金对魏芬给予支持 （见资阳市中院王建伟滥用职权罪一案(2005) 资刑初字第00022号刑事判决P2）。
辩护人认为虽然当时简阳市人民政府对花园街土地免交土地出让金没有召开专题会、下发文件。但这些领导人：陈文仕是市长、李庆威是常务副市长、傅子鹏是副市长、王建伟是国土局的局长，他们都明确表示了给魏芬花园街土地要免交土地出让金。
六、免缴土地出让金系合法取得，不是经济犯罪
本案的实质是由于2000年11月8日简阳市人民政府召集了国土、规化等十多个部门开了协调磷肥厂与魏芬合同纠纷的专题协调会，在会上研究由魏芬增加100万解决磷肥厂的资金困难，同时政府也公开承诺对魏芬以后的项目给予政策支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魏芬才找市领导要求对现承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知魏芬在基金会没有抵押贷款不符合文件规定,逐级请示后给魏芬开具了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免交出让金和颁发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表面上看是国家工作人员违规了虚构了事实其实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从行政法学理论上讲，行政机关一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既使事实不真实或者程序违法，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仍有约束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土地法》和国务院有关土地出让金管理的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发现作出免交土地出让金的决定有错，可依法撤销原有决定，通知魏芬补缴土地出让金；拒不缴纳的，收回并注销土地使用权证或作出行政处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再者，免交土地出让金必须由国家工作人员逐级签字盖章，魏芬乃一介平民，无论她怎么虚构事实，也不可能诈骗成功。一审法院认定她犯诈骗罪于法于理相悖。
我国刑法对当事人采取虚假手段不交少交规费，要追定刑事责任的有: 偷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对土地方面的犯罪只规定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两个罪名。因此，当事人采取虚假手段不交少交土地出让金的，刑法没有对其行为要定罪处罚。一审法院判上诉人有罪，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应当坚决纠正。
七、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存在的错误
1、检察院的起诉书认定魏芬想在该宗土地上搞开发是2001年8月， 资阳市中院判决书P1,硬要认定是2001年9月。
2、判决书P9郑德慧证言：魏芬提供土地使用证、贷款凭证、抵款协议书，这是法院捏造的。辩护人查阅了所有的卷宗，郑德慧证言中根本没有，纯属捏造，能否当庭出示。
3、判决书P16，一审认定对简阳市政府关于免交土地出让金的议事纪要是否清楚的认定，辩护人认为简阳市的第九次议事纪要是一份行政文件，针对众多不特定的人发布的，政府有义务要政务公开、让市民知晓，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魏芬主动了解，根本就不违法。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她对纪要内容不清楚的辩解不予采信，确实荒唐，资阳中院的法官就是个法盲。如果按照资阳中院的逻辑，那么今天学法知法的人都成了罪人。
4、判决书P16认定魏芬正是采取了虚构涉案土地在基金会抵押贷款的事实骗取到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这一认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纯属臆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二审辩护人: 冯明超
2005年10月20日
To Evaluate Some Problems of Copyright Law as Amended
2001 through TRIPS Agreement
HAO Yu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400031)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WTO, China should observe TRIPS agreement. On the whole, Copyright law amended 2001 makes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China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RIPS agreement with which some provisions of it are not consistent. Therefore, from the point of TRIPS agre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of Copyright law amended 2001, in order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Copyright law TRIPS agreement the Berne convention
从TRIPS协议看我国新著作权法存在的几个问题
郝 芸1
内容摘要：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必须遵循TRIPS协议的规定。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使著作权的保护水平基本达到了该协议的要求。但是，尚有一些规定与TRIPS协议不相符合，本文试从该协议的角度，分析新著作权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为建议。
关键字：新著作权法 TRIPS协议 伯尔尼公约
2001年10月27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通过，使我国著作权法律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的著作权保护达到了新的水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修改使我国的著作权法（以下简称新著作权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的规定基本达成一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也并不是说新著作权法就毫无缺憾，因为即便就是从TRIPS协议的角度来看，该法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有义务遵循TRIPS协议的规定，使国内法所提供的保护不低于它所设定的最低保护水平，所以，这些不足至少阻碍了我国履行此项义务。下文将结合TRIPS协议，对其中几个问题进行简要评析。
一、超国民待遇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原著作权法的主要条款与有关国际公约基本协调，有些明显与公约冲突的条款，通过《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可以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使对外国公民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冲突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的产生，那就是，依据当时的著作权法律法规，对公约其他成员国作者著作权的保护，比对中国作者著作权保护的水平高，从而使外国著作权人享有超国民待遇。
超国民待遇严重挫伤了我国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因此新著作权法对一些条文做出了修改，反映了立法的进步，但至今仍未根除。就其产生的原因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其一，因国内著作权的保护水平低于TRIPS协议的保护水平而产生的超国民待遇。这类超国民待遇出现的原因在于，著作权法没有达到我国参加的国际著作权条约的标准，尤其是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该标准是一国在加入伯尔尼公约后必须给予其他成员国公民的最低保护标准）。
在这里讨论这种超国民待遇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迄今为止新著作权法都仍有不少规定没有达到TRIPS协议的要求。如新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而伯尔尼公约第10条之2规定，即使未经作者声明保留，此种转载也仅局限于有关政治、经济或宗教问题的报刊时事文章，而非报刊上所刊登的任何作品。很显然，新著作权法达不到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水平，因而不适用于外国人，这样就产生了双重标准，出现了在版权方面对外国人的保护优于我国公民的局面。
如果我国的著作权法能够完全达到TRIPS协议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要求，一方面既解决了由此而来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另一方面也算是履行了TRIPS协议下的义务。
其二，因著作权法的某些特别规定而产生的超国民待遇。根据新著作权法第2条、第11条、第16条，在我国，著作权人不但包括公民，还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法人作品、职务作品中也屡屡出现单位是著作权人和作者的现象。而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一致认为“作者”就是指“国民”，这样一来，我国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著作权在国外得不到承认，而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却因为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得到合法保护，由此产生了不公平的超国民待遇。如何有效地保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又不与现行国际公约冲突，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著作权法修改中进一步协调、解决。
但是，这类超国民待遇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以下文将着重指出几个尚未达到TRIPS协议要求的不足点。
二、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
新著作权法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数据库或者其他材料的汇编作品都增列为受保护的客体，基本上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的保护范围相一致，也即是基本达到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是唯独遗漏了实用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明确要求保护实用艺术作品，同时在第7条规定了其保护期不应少于自该作品完成时算起二十五年。而我国长期忽视对该作品的保护，新著作权法仍旧没有将之列为受保护的客体，更谈不上说什么保护期了。在著作权法修改之际曾有学者建议，或者将这类作品作为外观设计由专利法保护，或者由著作权法保护。[1]不过，从新修正的专利法来看，似乎没有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外观设计加以保护，这就使该作品的保护问题没有能彻底落实。而且即便作为外观设计进行保护，也不合适，原因在于：其一，伯尔尼公约保护实用艺术作品，奉行的是版权的自动保护原则，而专利法保护外观设计，必须经过专利申请及审批程序，如果将其作为外观设计保护，显然与伯尔尼公约的初衷不符；其二，同样，作为外观设计，会受到严格的强制许可制度的限制，也背离了版权保护相对自由宽松的宗旨。所以，实用艺术作品应该由著作权法保护，当前宜将它归为新著作权法第3条（九）项的“其他作品”加以保护，以后在修改中再由著作权法明文规定之。
三、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
TRIPS协议第13条明确地提出：“出于某些特殊情况而对著作权所作的限制，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而且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本应享有的合法利益。” 这一规定，虽未具体讲到什么是允许的权利限制，而仅仅是强调了版权限制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暗含着对伯尔尼公约已明文规定允许的几种“合理使用”也持保留的态度。这反映了当前国际上要求加强对版权的保护，放松对版权的限制这样一种趋势。[2]一般来说，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即是对著作财产权的限制。对著作权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的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曾是我国著作权法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就此，我国新著作权法顾及了现代著作权法发展的趋势，借鉴了国外的某些经验，初步总结出限制著作权的若干情况，使这个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在适用范围和条件方面的规定尚不够严密、具体，不要说达到TRIPS协议的要求，就连伯尔尼公约的要求也没能完全达到，这样既容易造成对相关规定的滥用，又有与TRIPS协议背离之虞。具体讲来，这些不甚恰当的规定有：
（一）科研使用，新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还不够严密，因为一般来说，学术机构、非营利性的教学组织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应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营利性实体使用他人有著作权的作品、非营利性的实体将其用于营利目的都应视为不合理使用，因为这有损原作的潜在市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教学、科研人员的“使用”都是合理使用，立法的规定应当更加详实。
（二）公务使用，第22条还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也属于合理使用。鉴于伯尔尼公约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可参照有关国家立法将此处的国家机关明确规定为“政府与司法部门”。同时，鉴于该公约只允许对“政治演说、法律诉讼中的演说”等口述作品用多种方式使用，而对其他作品只能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以复制（包括摘录）、翻译和广播等三种方式使用，方可视为是“合理使用”，故宜将公务使用的方式限定为复制与翻译，而不应包括表演、改编、整理等。
（三）免费表演，根据22条的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也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显然这里的“免费”是指该表演既不对表演者付酬，也不对观（听）众收费。这一规定与伯尔尼公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该公约并未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它对合理使用却有一个总的限定，即“必须符合正当习惯或善良习惯”。而现今著作权法的这条规定却不大合理，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我国对免费表演似应做出一定限制，即规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营利目的。诸如公司、企业为宣传商品而举行的“免费”演出，旅店、饭店为招待顾客而“免费”演奏音乐作品或演出，即使不向观（听）众收费，也是营利性质的，应该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
（四）上文曾提及的新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要求。该条实际上是一则法定许可制度，指除非作者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可以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转载或刊登其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是伯尔尼公约对此有更为严格的限制，该公约第10条之2明确将这类转载局限于有关政治、经济或宗教问题的报刊时事文章，而不是报刊上刊登的任何作品。因此，这一条规定还需要斟酌修改。
四、执法措施
TRIPS协议的第三部分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执法，第41条更明确了各成员国有义务在其国内法中提供该部分规定的执法程序。在我国入世谈判过程中，知识产权的实施与保护措施尤其是著作权的保护措施就曾经是我国与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谈判的障碍。因为我国著作权法在打击盗版、侵权方面，与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存在较大的差距。经过修改，新著作权法明显的改进了执法规定，加大了保护力度，具体表现在：引入了“法定赔偿”制度、接受“即发侵权”概念，并与此相结合确立了诉前的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程序、规定了证据保全及配套的规则、在相关环节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倒置，等等。其中，禁令与“法定赔偿”制度等的引入相对于我国以前的执法体系来说，其变化还是根本的。毋庸置疑，这些改进拉进了新著作权法与TRIPS协议的距离，但是新著作权法仍不能与TRIPS协议的执法水平相提并论，尚需要完善。具体而言，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事和行政程序及救济
其一，缺少将侵权产品排除出商业渠道的规定。
TRIPS协议第44条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令一方当事人停止侵权，特别是应有权在清关后立即阻止那些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进口商品进入其管辖内的商业渠道。除非当事人是在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知道从事这些客体的买卖会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之前获得或订购这些商品的。”
这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法院等司法机关在海关放行侵权商品后，得禁止这些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它有助于及时制止更大规模的侵权。事实上，伯尔尼公约第16条第（1）款也要求成员国对作品的侵权复制品进行扣押。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引起我国立法机关的重视，在我国的新著作权法中也无从体现，如果增加这条规定，不但满足了TRIPS协议的相关要求，也有助于打击盗版、侵权。
其二，缺少权利人享有知情权的规定。
TRIPS协议第47条规定：“各成员可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告知权利持有人有关参与生产和分配侵权产品或服务的第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的分配渠道，除非这种行为与该侵权的严重程度不成比例。”赋予知情权，有助于权利持有人通过法定程序了解有无受到潜在侵权的可能性及可能性大小，我国新著作权法没有作此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其三，缺乏对著作权滥用的必要的、完善的限制措施。
TRIPS协议设置了防止著作权滥用的限制措施，主要表现在：
1．第48条关于对被告的赔偿的规定，即“如应一方当事人请求采取了相应措施而该当事人系滥用有关执法程序，则司法当局有权责令该当事人向受到错误禁止或限制的当事人因这种滥用而遭受的损害提供足够的补偿。司法当局还有权责令该当事人向被告支付包括相应的律师费用在内的费用。”
2．第50条第7款规定，“如果临时措施被撤销或由于申请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失效，或如果随后发现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或侵权的威胁，则应被告请求，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申请人向被告因这些措施遭受的任何损失提供适当的补偿。”
我国新著作权法在第49条中规定了诉前禁令——诉前财产保全和行为禁止，并且通过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使被申请人因申请人滥用权利而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从而维护了他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新著作权法至今没有一条对被告进行“适当补偿”的规定，这一方面不利于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当事人对著作权的滥用。
（二）临时措施
TRIPS协议的第50条明确要求各成员应使其司法当局有权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以制止侵权行为、保全侵权证据。
我国新著作权法就缺少这样一条总则性规定。虽然新增了诉前禁令，包括诉前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程序，也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弥补立法空白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总括性的授权条款，大大制约了司法当局执法的灵活度，使其在面临一些未明确授权的情况时“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以禁令为例，新著作权法增加了诉前禁令，但由于没有关于诉中禁令的规定，司法当局在实际操作中就不敢启动诉中行为保全程序。因此，考虑到TRIPS协议的规定和我国需要加大打击盗版力度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在著作权法中明确授权司法当局有权采取临时措施，而不宜作过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