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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不起诉条件 努力实现“五个统一”/付克非

时间:2024-06-30 16:35:2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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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不起诉条件 努力实现“五个统一”

付克非 刘有道


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背景下,怎样把握不起诉条件,实现高检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所要求的五个“有机统一”,这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新课题。我院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我们通过规定不起诉案件硬性标准、不起诉案件层层审查、不起诉案件检委会讨论决定三项机制,确保不起诉案件的质量,实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所要求的五个统一。2007年,我院办理不起诉案件22件,共对31名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作了不起诉处理,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我市的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是制定工作规范。我们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结合我院实际,制定了《仙桃市人民检察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实施意见(试行)》,实施意见对于一般交通肇事案件,亲友、邻里、同学、同事之间因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轻微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一般不起诉;对犯罪情节较轻,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认罪悔罪表现的,可以根据情况决定不起诉;对于罪行较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认罪悔罪表现,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和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且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起诉。2007年,我院办理的22件不起诉案件中,交通肇事案件6件6人,未成年人抢劫犯罪案件4件11人,故意伤害案件3件3人,赌博案件2件2人,职务犯罪1件3人,其他案件6件6人。这些案件都是犯罪情节较轻,法定刑在三年以下,均符合高检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及《仙桃市人民检察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实施意见(试行)》的规定,既没有超过法律的规定,又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必须依法从宽的要求。
二是层层审查把关。由于相对不起诉案件存在一定的办案风险,为了确保案件质量,我们在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前,对不起诉案件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以及决定作出后是否会引发社会矛盾而出现不安定因素,进行严格审查,由案件承办人、科长、分管检察长层层审查把关,确保案件不出现质量问题。审查的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不起诉基本条件;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是否真诚认罪、悔罪;涉及赔偿案件民事和解,当事人双方是否达成有效地和解协议;确认损失赔偿、经济赔偿是否兑现;听取被害人意见,被害人是否要求追究刑事责任;通过走访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平时表现是否良好。
通过层层审查把关,为检察委员会最终讨论决定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有效地降低了相对不起诉的风险。
三是检委会讨论决定。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的规定,我院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严格把握案件质量标准,通过审查后认为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一律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不起诉,2007年报检委会讨论的24件拟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中,有22件31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有1件1人作出了起诉决定,对1件案件中的2名犯罪嫌疑人作出区别对待,根据罪行轻重分别作出起诉和不起诉决定。
通过以上作法,我们较好地做到了“五个统一”。
一是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对违法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教育的方针,我们在办理不起诉案件过程中也遵循了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特别注重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在2007年办理的不起诉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件18人,占全部不起诉案件的50%以上。如我们办理的范某等四人抢劫案,四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初中在校学生,为了上网玩游戏,初次抢劫作案,抢劫对象也是在校学生。事后犯罪嫌疑人家属主动向被抢劫学生及家长赔礼道歉,退赔了赃款,被害人家属也向检察机关请求不予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我院在确认犯罪嫌疑人家庭及学校落实帮教措施后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为这四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争取到了继续在校学习的机会。
二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办案中确保“宽严相济”的“宽”与“严”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既不“法外施威”也不“法外施恩”,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2007年,我院提起公诉752人,而不起诉仅31人,不到5%。对于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我们非常慎重,全年仅不起诉1件3人。体现了宽严有度的原则。在可诉可不诉案件中,我们把握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如孙某、周某二人涉嫌盗窃共同犯罪,但二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不同,检委会研究决定对周某不起诉,对孙某起诉。
三是实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2007年,我们办理不起诉案件中交通肇事案件6件6人,故意伤害案件3件3人,均涉及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民事赔偿问题,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微,符合不起诉的条件,因此,我们把犯罪嫌疑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是否赔偿到位作为决定不起诉的前置条件,做到了使被害人首先在民事赔偿问题上与犯罪嫌疑人达成协议。如犯罪嫌疑人刘某交通肇事致被害人死亡,案发后,刘某真诚悔罪,及时赔偿被害人97000元,得到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被害人家属主动找到我院,请求对刘从轻处理,我院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刘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双方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都表示满意。
四是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从我们办理的不起诉案件具体适用对象来看,都属于确实需要通过不起诉而回归社会的人。这些人首先在犯罪情节上轻微,对社会人身危险性比较小,回归社会的渴望也比较高,对他们依法做出不起诉处理,可以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007年,我们对于依法做出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加强与犯罪嫌疑人家庭、学校、社区的联系,采取跟踪回访等措施,共同做好对不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工作,这样,既教育挽救了犯罪嫌疑人,在社会上也起到警示教育作用,达到了预防犯罪的发生良好效果。
五是实现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不起诉案件从性质上来说虽然是轻微案件,但轻微案件有时隐藏大矛盾,如不及时疏导,很可能会加深矛盾甚至引发新的、更严重的刑事案件。我院在办理不起诉案件过程中通过延伸办案触角,把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办案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促进和解等方式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执行刑事司法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和负面效应。如我院办理的刘某故意伤害一案,刘某为某渔场副场长,因渔场开发拆迁赔偿问题与渔场职工金某发生纠纷,刘某将金某打成轻伤,此案虽为小案,但容易造成群众与基层组织的对立情绪,激发更大的矛盾,影响当地的开发建设。因此,我院及时建议当地党委做好拆迁赔偿工作,要求刘某积极赔偿金某医疗费用。刘某及时赔偿金某医疗等费用49000元,并赔礼道歉,得到了金某的谅解,鉴于刘某犯罪情节轻微,我院对其作出不起诉处理,这一处理结果也受到了当地党委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浅谈宪法权利救济权

摘要: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权利救济权 自力救济 他力救济 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入工业。 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2]由此可以看到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救济权的规定无疑暴露出中国制宪的不成熟性。如果作为明示的规定来突出权利救济权的重要性,在宪法修改时可以概括列一条“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这样既能体现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和“无处不在”性,又符合宪法作为法的逻辑性。
二、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立法现状及不足
权利救济权作为一种保障权利实现的请求权,其保障方式有“自力救济”和“他力救济”两种方式[3]。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诉讼等属于他力救济;正当防卫和自助行为等属于自力救济。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告权、申诉权在行政法规和行政复议制度中都有规定。依照多数学者的理解,宪法第42条规定的“控告”权和“申诉”权被认为包含在诉讼权内,因而在此与权利救济权相对应的主要是“控告”权和“申诉”权以及取得国家赔偿权[4];公民获得赔偿权有《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来调整;而公民权利被侵害后的他力救济大多靠诉讼来完成,诉讼成为救济中最有效、最终极的他力救济方式。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和民法上的自助行为即属于自力救济。
要保障权利救济的实现就必须完善权利救济方式。在他力救济中,国家赔偿在受案范围上有很多限制,且对公民造成的损害,国家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只赔偿财产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因此这种救济方式的规定与宪法权利的基本精神不相符,需要修改完善。
既然宪法的作用主要为了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并且其作为最高地位的法所规定的权利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时,这种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国家就有义务为此种情况提供救济,这就涉及到个案中宪法是否可以适用问题。“齐玉芩诉陈晓琪”案件中,创造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先例。这种救济虽属民事诉讼救济的方式,但由于其在个案中增加了使用宪法来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因而使公民宪法权利救济范围更加扩大。
当宪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认为普通法律的规定侵害其宪法权利时,在个案中这种救济就涉及到宪法权利诉讼问题。它要求有关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先判定法律的规定是否违宪,从而认定普通法律是否有效。有人将这种宪法诉讼界定为:宪法诉讼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既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确定法律的违宪与否并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5]。我国没有建立这种制度,从法理上看,建立这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该救济方式可以使公民宪法权利在受到法律的侵害时得到保障,从而使权利救济体系逐步完整。
在他力救济特别是国家救济中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公正性、及时性。而在自力救济中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法律的授权性规定,比如正当防卫权。这就要求国家制定法律时,充分考虑到公民自力救济的重要性,权衡利弊,为公民自力救济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又能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免受不应有的损害。在权利救济体系中自力救济无疑是最及时和有效的,但自力救济的条件和方式等问题必须有法律明确予以规定,并使之周密、完善。
三、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权方面的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
由于公民宪法权利的多样性,这就要求宪法权利救济方式的多元化,即使公民同一种权利受到侵害,也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救济。例如,公民的人格受到侮辱时,受害人可以向公安行政机关控告要求追究加害人的行政责任,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国家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者,有义务制定并完善各种权利救济方式的法律,并使之成为一种严密的体系,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除规定了立法救济、行政救济等救济方式外,还规定了许多补救措施。例如,被判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大赦或减刑,要求人身保护及司法审查权等。这些都要求国家在创设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时尽更多的注意义务。
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救济是一种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从权利,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公民向国家要求保护的请求权,离开了具体的宪法权利没有谈及此权利的必要,但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往往依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权利救济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或者说公民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否选择到对自己有利的救济方式。为公民提供严密、完善并切实可行而且又不失公正价值的救济法律制度是国家的一种义务,对公民来说则是公民对国家的权利救济权。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宪法上是否规定了公民是否享有权利救济权,而应当关注普通法律是否为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了救济,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宪法具体规定公民的权利救济权不是必须的,而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保护公民具体宪法权利时,该相关法律就必须提供公民的宪法权利救济方式或者权利救济制度,并使这种救济多样化、系统化,并能够贯彻实施,否则这些有关规定公民权利救济的法律是有瑕疵的。

参考文献:
[1][4] ]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8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案例的法理分析》第329页载于《云南法学》,2000年
[3]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40页
[5]刘志刚 《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第4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


  (2013年6月18日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主任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规范立法后评估工作,适时掌握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质量和实施效果,提高立法质量,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立法后评估,是指在本市地方性法规实施后,根据立法目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立法质量、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和综合评价,为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提供参考,提出改进立法、执法等工作的意见、建议。

  第三条立法后评估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公开透明、注重实效、公众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市人大常委会(以下简称常委会)是立法后评估的主体。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根据有关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对地方性法规开展立法后评估。

  第五条市人大法制(工)委为组织实施立法后评估的综合工作部门,负责立法后评估的组织实施工作,包括拟定评估对象、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评估,提出评估报告等。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工作机构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对立法后评估工作给予协助和配合。

  第六条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应当协助做好立法后评估工作,并按照对应的评估标准提交法规自查报告。

  法规自查报告包括自查过程、法规的执行情况及存在问题、修改完善法规的建议等内容。

  第七条常委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评估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等进行部分事项或者全部事项的评估工作。

  受委托机构应当依据委托合同成立评估工作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开展调查研究、提交第三方评估报告等,并不得将评估事务转委托。

  受委托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

  (二)具有一定数量的熟悉立法、执法知识的人员;

  (三)具有开展评估工作所必要的条件。

  第八条常委会应当引导、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立法后评估。

  常委会应当在其门户网站或者其他媒介上公布被评估法规全文和评估事项等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等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地方性法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立法后评估对象:

  (一)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

  (二)相关单位、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对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情况提出较多意见的;

  (三)与地方性法规所调整事项相关的经济社会情况已发生较大变化的;

  (四)国家、省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者重要政策,可能对地方性法规的主要内容产生影响的;

  (五)其他有必要进行评估的。

  第十条已评估的地方性法规是否需要再次评估可视实际情况确定。地方性法规已列入年度立法计划准备重新制定或者修改、废止的,不进行评估。

  第十一条常委会应当结合评估条件和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情况合理确定评估内容,可以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或者对部分制度、条款进行评估。

  常委会应当对地方性法规中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内容作重点评估。

  第十二条地方性法规立法质量评估,包括各项制度的设计和程序规定是否合法、适当,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规范等。

  第十三条地方性法规实施效果评估的事项主要包括:

  (一)实施的总体情况,以及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产生的影响;

  (二)主要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社会公众的反映;

  (三)实施取得的社会效益或者经济效益;

  (四)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五)其他实施效果分析。

  第十四条立法后评估主要依据以下标准:

  (一)合法性标准,即地方性法规的各项规定是否与法律、法规及其他上位法保持一致;

  (二)合理性标准,即地方性法规的各项规定是否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是否必要、适当;

  (三)协调性标准,即地方性法规的各项制度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同位阶法规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相关配套制度是否完备;

  (四)技术性标准,即地方性法规是否符合立法工作一般技术规范,概念界定是否明确,逻辑是否严谨,各项规定是否具有解释空间;

  (五)可操作性标准,即地方性法规中规定的执法体制、机制、措施是否具体可行,是否具有针对性;

  (六)实效性标准,即地方性法规是否得到普遍遵守与执行,是否已达到预期目的,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结合地方性法规实际情况,可以对照评估标准制定评估指标体系。

  第十五条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遵循以下程序:

  (一)拟定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应当包括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内容、评估方式、评估步骤、职责分工、时间安排、组织和经费保障等。

  (二)开展调查研究。可以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和论证会、实地考察、专家咨询、专题调研、问卷调查、网络征询等方法,了解和掌握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等相关信息。

  (三)提出评估报告。对调研中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评估报告。

  第十六条市人大法制(工)委应当制作立法后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评估工作基本情况介绍,包括评估过程、评估方式方法、评估时间等,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情况;

  (二)对照评估标准,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实施效果等情况的分析和评价;

  (三)提出评估结论;

  (四)提出立法和执法建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评估报告应当提交主任会议审定,并印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第十七条评估报告提出需要对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建议主任会议将其列入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年度立法计划,由有提案权的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向常委会提出修改、废止该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评估报告提出的立法和执法建议,有关单位应当及时研究办理,并将办理结果书面报告常委会。对评估报告提出的重点问题,可以组织市人大代表询问或者质询。

  第十八条参加评估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评估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