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如何准确把握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刑事和解制度作用?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刑事和解的提出及启动主体。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第27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因此，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均可以成为启动刑事和解的主体，且和解协议书必须在公检法机关的主持下制作。在实践中，还要保障程序的规范性。被害人申请或同意刑事和解，以及被告人提出要求刑事和解的，应由本人或诉讼代理人或辩护律师，向司法机关提交有本人签名的书面申请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应在公检法机关的主持下，制作书面的和解协议书。和解调停人、双方当事人、证人都应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名，以确保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刑事和解程序公检法机关均有权启动，而其提起人，笔者认为既可以由案件承办人在审查中提出，也可以由案件双方当事人提出。如果是当事人提出申请的，其程序是“当事人提出申请——案件承办部门审批——告知双方当事人——调解——主持达成协议——履行协议——刑事案件处置”;如果是案件承办人提出的，其程序为“案件承办人提出——经领导审批——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自愿条件下进行和解——签订和解协议——签订履行协议——刑事案件处置”。
第二，适当扩大参与刑事和解调停的组成人员。参与刑事和解的调停人，修改后刑诉法没有予以明确规定，实践中可以引入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他基层组织甚至双方单位派出的代表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也指出:“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联系与协调，建立经常性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共同研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出现的问题”。虽然和解协议应在公检法三机关的主持下达成，但调解机关可以不局限于公检法三机关，其范围可以扩大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他基层组织甚至是双方单位等。
第三，适当限制刑事和解调解的期限。虽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是轻微刑事案件，根据实际中遇到的案例，调解涉及到具体经济赔偿，除少量当事人经济条件好、赔偿能力强的能及时达成赔偿协议外，许多刑事和解的达成往往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加害人与被害人几次协商。因此，期限不宜太短，但为避免和解过程久拖不决，影响诉讼效率，也不能太长。结合近年来刑事和解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在审查起诉环节刑事和解期限以十五天为宜，庭审中的和解除外。
第四，规范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后刑事责任的处置。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对于刑事和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对于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或者公安机关是否可以自行撤案，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以往的实践中，如故意伤害案件，犯罪情节轻微且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往往自行撤案或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不妥。依照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不能自行撤案，只能将刑事和解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第五，加强对刑事和解案件的监督和法治宣传工作。为了保证该程序不被滥用，检察机关应加强对刑事和解的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一是适用的案件是否超出修改后刑诉法第277条规定的范围;二是和解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或诱骗、强迫达成和解情况;三是和解协议有无全面履行。对于公安机关启动的刑事和解案件，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案件中予以监督;对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启动的刑事和解，由检察机关的其他有关部门予以监督;对于法院启动的刑事和解，由检察机关予以监督。其次，应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刑事和解的全过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最终目标不仅是化解一个纠纷、解决一个案件，还包括预防犯罪。因此，应当把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刑事和解程序的全过程。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