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中山市校外托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府办〔2009〕64号


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
《中山市校外托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业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山市校外托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校外托管中心的管理，保障中小学生安全健康成长，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小学学生校外托管服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校外托管中心，是指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受中小学学生的监护人委托，在课余时间代替监护人照顾中小学学生，为监护人提供日托、午托、晚托中小学学生服务，并为托管中小学学生提供就餐以及休息和活动场所的非营利性服务机构。
第四条 校外托管中心按照各有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和镇区属地日常管理原则进行管理。
市教育局是校外托管中心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校外托管中心有关管理政策的制定、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承担对校外托管中心的业务指导及督导评估；各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受市教育局委托，协助市教育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中心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市民政局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校外托管中心的成立、变更和注销登记，以及对校外托管中心实施年度检查，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关管理规定对校外托管中心进行监督管理。
市卫生局负责依法协助和监管校外托管中心制定、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对校外托管中心落实防控传染病措施进行指导和监督。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制定校外托管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校外托管中心的餐饮服务进行业务指导、验收和监督管理（此项职能在正式移交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暂由市卫生局负责）。
市公安消防局负责指导和协助市教育局制定校外托管中心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做好校外托管中心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加强校外托管中心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培训。
市建设局负责做好校外托管中心房屋安全管理工作。
市物价局负责对校外托管中心的收费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市公安交警支队负责对从事校外托管中心学生接送活动的车辆及驾驶员按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市交通局负责对从事校外托管中心学生接送活动的具有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资质的运输企业、车辆和驾驶员按有关道路运输行业管理规范进行管理。
各镇政府、区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范围内校外托管中心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第五条 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教育局牵头定期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校外托管中心管理问题，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校外托管中心管理工作，并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对校外托管中心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第二章 审批和登记

第六条 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力量（以下统称“举办者”）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以申请开办校外托管中心，但在校教职员工除外。
第七条 在校外托管服务需求较集中的社区，鼓励社区居民委员会利用社区资源，申请开办校外托管中心，满足社区居民托管中小学学生的需要。
第八条 校外托管中心必须远离污染区和危险源，禁止在厂房、地下（半地下）室、仓库、违法建筑内设置校外托管中心。
校外托管中心应设在符合房屋结构安全标准的三层以下的建筑物内，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容纳托管学生人数按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核定。
第九条 开办校外托管中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必要的组织机构、规范的机构名称和完善的机构章程；
（二）有符合消防、建筑安全要求的服务场所；
（三）设置符合卫生标准的用餐室、活动室、寝室、厨房（非自行配餐的除外）、厕所；
（四）有与开办规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及配套办公设施；
（五）开办资金3万元以上；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校外托管中心的具体开办条件由市教育局会同市卫生局、公安消防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条 举办者申请开办校外托管中心应当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中山市校外托管中心筹办申请表》；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核准文件；
（三）开办资金来源、验资证明文件；
（四）举办者身份证明文件（单位举办者须出具法人资格证明；个人出具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
（五）开办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合法使用证明文件、房间设置规划；
（六）《中山市校外托管中心开办申请表》；
（七）餐饮服务许可证（自行配餐的）或与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餐饮企业签定的配餐协议书（不自行配餐的）；
（八）消防查验备案文件；
（九）依法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十）工作人员健康证。
第十一条 校外托管中心审批程序：
（一）举办者到市民政局申请校外托管中心名称预核准，市民政局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出具核准文件；不符合要求的，书面告知举办者理由；
（二）举办者向所在地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提交本办法第十条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材料；
（三）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收齐前项规定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到举办者申请开办校外托管中心的场所现场勘验。对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出具加盖市教育局印章的筹办通知书；不符合要求的，书面一次性告知举办者需补充的材料或场所存在的问题；
（四）举办者应当自收到筹办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该期限不计入市教育局审批期限内），凭筹办通知书到相关部门办理本办法第十条第（六）至（十）项规定的材料，并将材料提交所在地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
（五）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应当自收齐所有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材料转送市教育局；
（六）市教育局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材料进行审核，并会同有关部门对拟开办校外托管中心的场所进行现场勘验。符合开办条件的，核发批准文件；不符合开办条件的，由市教育局向举办者出具整改通知书，举办者应当自收到整改通知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申请再次勘验；
（七）市教育局应当自收到再次勘验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再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勘验。符合开办条件的，核发批准文件；不符合开办条件的，书面告知举办者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校外托管中心举办者应在取得市教育局批准文件后30个工作日内，凭批准文件到市民政局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后方可开业。

第三章 服务要求

第十三条 校外托管中心的服务对象为在读中山市小学、初中的学生。服务时间由校外托管中心自行设定，并报市教育局备案。服务内容为日托、午托、晚托中小学学生及向其提供就餐和相应的休息、活动场所，但不得开展教育培训活动。
第十四条 校外托管中心应配备主管1名，其他工作人员与学生至少按1:30的比例配备。校外托管中心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配备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 校外托管中心应当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制定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第十六条 校外托管中心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加强托管场所的卫生和消防安全管理。
第十七条 校外托管中心应当与学生监护人签定托管服务协议书，明确托管期限时间、收费标准、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托管服务协议书应当归档管理，以备各相关部门查阅。托管服务协议书示范文本由市教育局统一制定。
第十八条 校外托管中心应当履行如下安全保障义务：
（一）安排专人接送学生，保障学生在学校、校外托管中心和住所之间的在途安全；
（二）未接到学生的，应及时通知学生监护人和学生所在学校并积极查找；
（三）学生在托管时间内始终有工作人员看管；
（四）出现突发事故时，应立即保护、救助学生，并及时通知学生监护人和学生所在学校，上报业务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校外托管中心应当履行以下卫生管理义务：
（一）保证托管环境、生活用品的卫生，严防传染病；
（二）保证食品安全卫生，严防食物中毒；
（三）就餐环境、餐具等设施应符合卫生要求，实行分餐制；
（四）配餐合理，营养符合国家规定的中小学生营养标准，每周制定食谱并在就餐场所公示；
（五）建立食品留样制度，配备食品留样的专用容器和设施；
（六）不得制售冷荤凉菜及其它容易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
自行配餐的校外托管中心，应当从正规渠道采购食品及其原料，做好采购台账记录并保留1年，不得购买来源不明的食品和原材料。
不自行配餐的校外托管中心，应当与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餐饮企业签定配餐协议，为学生提供安全的餐饮。
第二十条 校外托管中心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或其他突发卫生事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立即向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教育部门报告，并通知学生的监护人及其所在学校。
第二十一条 校外托管中心应当预防和避免暴力事件，保护托管学生人身不受伤害。
第二十二条 校外托管中心使用接送车的，必须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师生接送车辆管理的通知》（中教〔2006〕5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2008年全市校车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教〔2008〕30号）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三条 校外托管中心制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报市物价局备案后方可收费，并在服务场所显眼位置上公示。校外托管中心必须按有关规定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单列餐饮费用，做到专款专用，且应当制定退费制度并告知学生监护人。
第二十四条 校外托管中心按照章程规定开展托管服务活动，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
第二十五条 校外托管中心应当对托管学生登记造册，并将托管学生名册及对应的接送人员等资料报学生就读的学校及所在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备案。
第二十六条 鼓励校外托管中心通过商业保险的渠道，保障托管服务的正常运作。
第二十七条 校外托管中心停办的，应当提前20个工作日书面告知托管学生监护人，未完成服务的，按剩余服务天数退还已收的托管费，并把相关情况上报所在地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

第四章 变更与终止

第二十八条 校外托管中心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经市教育局审查同意：
（一）名称或开办场所变更的；
（二）举办者或开办资金变更的；
（三）机构负责人变更的；
（四）托管学生数量突破原核定限额或服务范围变更的；
（五）章程修改的。
变更举办者的，须由原举办者提出，并进行财务审计。
变更机构负责人的，须由校外托管中心提出，并进行财务审计。
变更开办场所、托管学生数量突破原核定限额的，须由校外托管中心提出，并需按开办条件对新开办场所进行勘验。
变更上述事项使卫生或消防安全等现状发生改变的，还应当按规定取得相应的变更许可或核准。
第二十九条 市教育局应当自受理校外托管中心变更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同意变更的，发给批准变更文件；不同意变更的，应当说明理由。校外托管中心应在市教育局批准变更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市民政局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
第三十条 校外托管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并经市教育局同意的；
（二）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提供托管服务的；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原因。
第三十一条 校外托管中心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托管学生，依法进行财务清算，并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应退还托管学生预交的费用；
（二）应发工作人员的工资及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
（三）偿还其他债务。
第三十二条 校外托管中心解散、分立、合并，或者由于其它原因需要注销登记的，应在市教育局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完成清算工作，由市教育局收回开办批准文件，并自完成清算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民政局办理注销登记，收回登记证书和印章。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市教育局应建立校外托管服务的协调管理机制和管理部门间的联动机制，建立管理信息的通报机制。
第三十四条 校外托管中心实行年度检查制度。校外托管中心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市教育局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市教育局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送市民政局，接受年度检查。
市教育局应建立对校外托管中心定期检查制度，检查结果作为校外托管中心年度检查的初审依据。
第三十五条 市教育局、民政局等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力度查处无证校外托管中心，消除安全隐患。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无证校外托管中心予以举报。
第三十六条 市物价局应加强校外托管中心收费的监管，及时调处有关托管收费问题的投诉。
第三十七条 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应加强与市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辖区内校外托管中心的监管工作，对校外托管中心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发现问题要及时通知市有关部门，并配合予以查处。
社区居委会应当将校外托管中心纳入社区群防群治安全管理，协助市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外托管中心监督管理，发现无证经营或其它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上报市有关部门。
第三十八条 学校应当在每学期的第一个月，统计本校学生在校外托管中心的托管情况，报送所在地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发现安全隐患或者其他不利于学生成长问题的，应及时报告所在地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或市教育局。
第三十九条 校外托管中心必须在经营场所的显眼位置悬挂开办批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证照，实行亮证服务，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校外托管中心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教育局予以限期整改处理：
（一）招收在读中山市小学、初中学生以外人员的；
（二）超过核定托管学生人数的；
（三）开展教育培训的；
（四）未按本办法配备工作人员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五、十七、十八条规定的；
（六）定期检查不合格的。
第四十一条 校外托管中心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教育局撤销开办批准文件：
（一）服务场所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安全标准，对学生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构成影响的；
（二）管理混乱，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第四十二条 校外托管中心未经登记擅自开办的，或者被撤销登记后仍继续开办的，由市民政局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
校外托管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民政局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
（二）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五）设立分支机构的；
（六）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七）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服务收入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服务收入1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校外托管中心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市卫生局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予以查处。
第四十四条 校外托管中心未按本办法规定将收费项目及标准报市物价局备案并公示的，由市物价局依法予以查处。
第四十五条 校外托管中心违反食品安全或消防管理规定，被撤销相关许可证或查验文件的，市教育局应当撤销其开办批准文件，市民政局应当依法撤销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第四十六条 申请校外托管中心开办或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弄虚作假的，市教育局应当撤销其开办批准文件，市民政局应当依法撤销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第四十七条 各有关职能部门和镇政府、区办事处的有关人员在校外托管中心管理工作中出现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未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9月1日起实施。



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

李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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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 国家工作人员 亲属 共同受贿 故意 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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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正义网“贪官档案”公布的贪官中,国家工作人员（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为81％；浙江和山东等纪检部门向新闻界披露，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 湖南省近三年发生13件厅级干部受贿大案,其中12件是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金额少则几百万元，高则达二千多万元。官员与亲属勾结受贿 ，以前也有，国外也有，但高达90％的比例，是近年受贿犯罪的主要特征。亲属参与工作人员的受贿，已经成为受贿的主要形式。 此类受贿的手法是，由工作人员负责为行贿人办事，亲属负责收受贿赂，如果案发，工作人员坚决不承认知道亲属收受之事，声称没有受贿故意。受贿人之间因为有亲属关系，便于形成分工受贿的意图；外界对受贿人之间受贿意图的形成和存在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接受侦查讯问中，亲属基于利益的关联性，一般只承认自己收受了财物，不会承认将收受之事告知了工作人员。许某某案就是典型，中纪委、最高检、浙江高检，都将许某某案定性为受贿和滥用职权嫌疑，但宁波市检仅以滥用职权罪起诉，因为无法证明许某某对自己的妻儿收受他人700万元财物的明知。 因此，纪检检察很难取得共同受贿故意存在的证据，虽有行贿人证言、贿赂物证、公务关系证据，但无法满足受贿罪的认定条件。靠“心理战”等侦查技巧取得证据，不能有效地揭露、制裁和预防受贿犯罪，因此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据湖南省某检察院统计，判决有罪案只占受贿举报数的0.89％，而举报数仅是怀疑数的极小部分。 从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角度看，反贿的法律已经异化成受贿的诱饵。此类受贿的高成功率，已经成为受贿的催化剂，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

一、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
根据主观要件的基本要素，受贿故意由取得他人财物的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和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构成。取得他人财物的故意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之间应具有关联性，基于请托人向工作人员提出了请托事项这一事实，产生收受财物故意和为他人谋取利益故意。取得财物的故意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之间应具有因果性，即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是原因，取得他人财物故意是结果；或者取得他人财物是原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结果。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利用亲属这个中间环节，把受贿犯罪复合行为分解为两个单一行为，一是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个是家属负责取得财物，这两个行为，由一个共同的犯罪故意指引，但这个共同的犯罪故意，存在于两个以上犯罪嫌疑人之间，因此必须从工作人员与亲属两方面考察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
（一）亲属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司法实践中，亲属一般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第一，请托人把行贿的用意隐藏得很深，只是以看朋友、老领导、老邻居、老同学等名义给亲属送礼，请亲属代收并转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知道亲属收受礼物后，并没有向亲属挑明请托人的真实用意，那么，亲属可能始终不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第二，工作人员要求请托人把贿赂交给自己的亲属时，不要暴露事实真象，以免节外生枝，亲属很可能一直以为是朋友的馈赠，从而不具有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因为亲属始终不知道客观上自己是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主观上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意思，所以不能认定共同受贿罪，而只能以受贿罪制裁工作人员。
亲属打着工作人员的旗号，向请托人索要或勒索财物，而工作人员并不知道，也没有“授权”，这能否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可以，因为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方式是“虚拟的”，与工作人员本人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不同，那是实在的。但是根据此种情况，并不能认定亲属的受贿罪，因为主体不合格。如果索要数额较大，可定诈骗罪；如果勒索数额较大，可定敲诈勒索罪。
亲属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有五层含义：请托人给我这笔财物，目的是为了利用工作人员的职权；如果我收下这笔财物，可能促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果工作人员没有拥有请托人所需要的职权，请托人不会给我送交财物；作为权钱交易，我能占有这笔财物；占有这笔财物是由自己和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的。
从实践中看，亲属对自己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明知，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按生活常识得知，请托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时，虽然请托人没有言明真实意图，但是亲属明白请托人利用工作人员职权的目的，送礼人不明讲，是为了避免某些麻烦，大家心照不宣。第二，请托人明确告知，自己有事想请工作人员帮忙，希望亲属在工作人员面前“美言”。第三，工作人员告知亲属，有人找他办事，如果请托人来送财物就收下；甚至暗示亲属在请托人没有主动送礼时，可以适当地提示请托人。第四，按惯例而明知，请托人在送礼时没有明确告知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意图，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亲属请托人的意图，但请托人、工作人员和亲属在以前有过类似的“合作”。第五，经第三人提醒，亲属明白请托人的真实意图。
（二）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决意
如果亲属明知请托人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意图，作为后续心理活动，会出现三种状态：拒绝请托人的请求；对请托人的请求不置可否，既不表示愿意帮忙，也不表示拒绝，实际上是婉拒，或者亲属害怕工作人员批评而不敢表态；承诺或默认为请托人“说话”。
用什么标准衡量亲属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主要有二种方式：如果亲属明确答应请托人，就形成了决意；如果没有明确答应，则看亲属是否收受了财物，如收下，则表示有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当然，亲属把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贯彻到底，要看亲属是否向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人的意图。这个转达程序的完成，明示或暗示皆可。
（三）亲属确实知道收受的财物为贿赂
与利用职务之便相联系，亲属如果明知请托人想利用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那么必然对所收受的财物的性质是明知的。“从司法实践看，行贿人向公职人员家属交付财物时，其家属不明来意时，一般都会表明其意图，明确提出请托事由，而不会放下财物不明不白地离开。因此，家属出面接受财物，对行贿人的目的意图是知道的，财物的贿赂性质是清楚的。” 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还必须种排除四种情况：第一，亲属与请托人以前是亲朋关系，也没有权钱交易的先例，请托人送交财物可以理解为礼尚往来。第二，请托人将财物送交亲属时，伪称请其代管或托管；亲属在不太长的合理期限内占有送交的财物，不管请托人的真实意图如何，亲属的主观状态可以理解为暂时保管。第三，请托人把贿赂的用意隐藏得很深，只是以朋友名义给亲属送礼，请亲属代收并转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知道亲属收受礼物后，并没有向亲属挑明请托人的真实用意，那么，亲属可能始终不知道自己收受的是贿赂。第四，工作人员要求请托人把贿赂交给自己的亲属时，不要暴露财物的贿赂性质，亲属很可能一直以为是朋友的馈赠，从而对贿赂的性质没有明知。
亲属对贿赂性质“明知”形成的分类：与工作人员预谋而明知；应工作人员告知而明知；应请托人告知而明知；应第三人告知而明知；按先例而明知；因猜测而明知。
（四）亲属形成了占有贿赂的决意
亲属形成对贿赂的明知以后，不一定形成受贿决意，只有当他最终接受财物并处置财物时，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这种决意的形成，除了亲属自己陈述和辩解外，外人是无法知道的，只在通过亲属的行为来判断，这就必然涉及亲属受贿的客观方面。形成决意的判断标准有二：亲属收下请托人的财物；以处理自己财物的方式处理该财物，例如把货币类财物，以自己的名义存入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或者捐赠，或者购买商品。
（五）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工作人员在利用自己职务之便时，显然是明知的，但在利用他人的职务之便时，是否明知既利用了他人的职务之便，也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工作人员只意识到其中之一，例如，甲工作人员受乙的请托，到丙工作人员处办事，甲可能认为这与自己的职务行为无关，或者认为丙工作人员是看在甲自己的面子上为乙办事，又没有接受乙的请托和财物，也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那么，认定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应以明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还是明知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为标准？笔者认为，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必然同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刑法第383条强调“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原因就在于此。客观上如果只利用本人职务之便，谋利行为就不能完成，反之，如果只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也不能达到谋利目的，因此必然认定同时利用了本人和他人的职务之便。司法实务中把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作为免证事实对待,根据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认定其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这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一致，出现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矛盾，但是不能以工作人员不知利用了职务之便作为规避第383条的理由，实务中回避了这一矛盾。如何在理论上化解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可以把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不知”理解为误解，因为刑法并不因为误解而免除刑事责任。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时便有利用职务之意，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也有利用自己和他人职务之意。
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的内涵是什么？即工作人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权钱交易，将损害自己的廉洁性和公务处理的正常秩序。如何界定工作人员产生了利用职务之便明知的时间？有二种情形：如果请托人直接向工作人员请求，明知就随之产生；如果是向第三人如亲属请求，随第三人向工作人员转达请求时产生。
（六）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认识到请托人或亲属要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但是工作人员不一定就真正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有二个相反的选择结果：同意或不同意，如果同意，意味着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这种同意既可是明示，也可以是默认。
（七）工作人员对贿赂性质的“明知”。
在客观实际中，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明知”，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与亲属预谋：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在实行共同受贿行为以前，进行了预谋，那么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知道。与请托人亲自约定：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满足请托人的要求，同时为了财物收受的便利，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自己的亲属。亲属告知：起初工作人员不知道请托人行贿的意图和行为，请托人将财物交给工作人员亲属后，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亲属让工作人员了解了这一情况。请托人告知：请托人事先没有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将财物送给亲属之后，将这一情况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让工作人员知道。亲眼看见：工作人员与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没有预谋，在请托人向自己的亲属送交财物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亲眼看见了这一行为。亲耳听说：工作人员与他人交往时，偶然听到请托人向自己的家属送了财物，如请托人与第三人说起，或请托人与自己的亲属说起，或自己的亲属之间说起，或第三人之间说起。惯例行为：在某个具体的请托人行为中，请托人、亲属和第三人没有告知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情况，但是在以前的生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请托惯例，例如，在第一次托过程中，请托人找到亲属，并送给财物，然后由亲属向工作人员说情，从而办成了事情，今后只要亲属很乐意为某个人办事，就知道亲属得到了好处；或者在第一次请托过程中，请托人先给亲属送交财物，然后去找工作人员办事，并暗示送交财物的行为，从而办成事情；今后只要同一请托人办事，请托人虽然没有暗示，但工作人员知道惯例，从而顺利为请托人办事。 猜测得知：工作人员根据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的言行举止，结合当时当地的背景以及其他情况，猜测自己的亲属得到了或将得到好处 。偶然发现：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或者前后，偶然发现自己亲属的财产状况发生了变化，经过间接了解，得知是请托人送交的财物。
（八）工作人员占有贿赂的决意
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财物以后，不一定实施受贿行为，只有具备了下列情形之一，工作人员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使用或者处置贿赂；承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实际地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二、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证明是检察机关很难突破的堡垒
（一）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特点
因为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亲缘关系，其共同受贿故意有明显的特征：
便利性：由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空间上，都有沟通的较好条件，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甚至只通过一次交谈就形成了，二者之间既不要谈条件，也不必借助第三者，更不要借助复杂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嘴上功夫”。
简洁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信用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生活气息的熟悉，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 如果工作人员与亲属有共同受贿的先例，在后继的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和亲属达成新的犯罪故意非常容易，在一个亲属共同受贿案的侦查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你代请托人向你父亲请求时，是否把收受贿赂的事情告诉了你父亲？答：没有。问：那你父亲为什么愿意为请托人谋利？答：父亲说过，没有送礼的就不要理他！这里，女儿只要请父亲办事，父女之间就达成了受贿的共同故意。而在普通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要经过较长时间和较多环节才能达成，首先犯罪嫌疑人之间要取得犯罪技能的了解，然后在犯罪的目的、手段、时间、地点、犯罪工具、联结方式、具体分工、赃物分配等方面都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形成共同故意。
封闭性：按辩证唯物主义的侦查观点，犯罪过程总会留下特定的痕迹，工作人员与亲属再狡猾，也必然会留下共谋的蛛丝蚂迹，这就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可能。但是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不仅是隐晦的，而且是封闭的。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易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
稳定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是特殊关系，一旦形成犯罪意图，就能比较稳定地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惯例，配合默契，并不因众多的受贿分子落网而恐惧而放弃。而在普通犯罪中，共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犯罪故意不可能稳定地存在，甚至犯罪集团之间的共同故意也不能达到这一境界。
（二）共同受贿故意很难证明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反贪斗争的强化，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日趋隐蔽，反侦查、反审讯的经验亦愈加丰富，加之犯罪分子收受财物过程中证据的“一对一”特点，致使这类犯罪呈现出立案难、查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形成或强化了某些特征：首先是单一性。受贿犯罪相对于其他犯罪，其证据有明显的特殊性，按刑法第42条的标准，一般只有四类：物证如受贿的赃物；书证，如行贿金额的记载、存款单、有价证券、产权证明和消费卡等；证人证言，如第三人的证言；供述和辩解：即请托人、亲属和工作人员的供述和辩解。在证据种类上比一般的七类少得多，这就决定了受贿犯罪比一般犯罪的取证难。从司法实践看，后三类又是四类证据中的主要来源，这三类可归结为言词证据。言词证据的特点是它的无形性，一般不会形成物理意义的证据，取得证据和固定证据相对困难，在所有的犯罪和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是最难得到和判断的一种证据，也是最关键的证据。现在的贿赂犯罪，基本是一对一的形式，除行贿受贿双方以外没有第三人在场，所谓“三人不办事”，有些犯罪分子为了进一步掩盖犯罪，还演“双簧”，例如，请托人到工作人员办公室行贿，有意无意让他人看到，工作人员坚决不受，把贿赂如大额现金当场退给请托人，还严厉批评和警告请托人，事后，工作人员还煞有介事地向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报告事情经过，暗地里却又把贿赂拿过来。甚至有一个税务巨贪，还把这些“拒贿”事迹编成剧本巡回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仅不存在受贿证据，而且还有拒贿的证据，检察机关更难查实。其次是证明动力的稀缺性。绝大部分犯罪，都有特定的受害人，因而受害人的举报和证明是重要的证据来源，但是，“难以获得关于官员受贿的有用情报是一个基本问题，多数受贿罪本身就具有隐蔽和串通的性质，因此，通常很少有人控告。行贿受贿不会招致举报，因为双方都有罪，而且都从非法活动中捞到了好处。在敲诈勒索中，有一方可能是不情愿的，但也不会提出控告，因为公民对反腐败斗争缺乏信心。” 同时，请托人和工作人员作证时都有顾虑，从犯罪的关联性看，他们似乎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无论受贿人还是行贿人，其有罪的供述和辩解，既能证明对方有罪，也证明自己有罪。因此行贿和受贿双方一般都不会主动举报对方，甚至在侦查过程中，如实回答的顾虑仍然较大。最后是不稳定性。在侦查初期，除行贿、受贿双方的供述或证言外，大都没有其他证据，“由犯罪嫌疑人说了算”。言词证据来源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反映，最初表现为证据主体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感知基础上的映象，外化为言词形式，这个过程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活动，因此可能受到生理、心理、时间、地点、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和利害关系等因素影响，可能出现偏差，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往往发生变化，甚至截然相反。贿赂犯罪案件中口供和证言的这种不稳定性，使证据本已单一的贿赂犯罪更加真假难辨，证据链条更加脆弱。
如果说受贿犯罪的证据难以取得，那么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证据取得是难上加难。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嫌疑人，智商和文化层次较高，见多识广，心理素质较好，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正是看到了这个“漏洞”和“优势”，犯罪时以此作为规避法律的希望，案发以后，工作人员声称不知道亲属取得了请托人的财物，没有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只承担对亲属教育不力的行政责任和党纪责任，从而逃避刑事制裁。
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中，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最难获得。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主要有三类，其中请托人的言词证据和亲属收受财物的物证，相对比较容易收集，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请托人在行贿以后，会产生法律制裁恐惧感，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所在单位产生了或者存在过公务关系，因此一旦被检察机关传唤，其心理防线相对容易突破。其二，在强势侦查压力下，请托人有向检察机关作证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来说，请托人的行贿是被迫的，在心底对受贿行为有看法；请托人向检察机关作证，可以依法作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自己刑事责任的依据，这与诉辩交易有相似的地方。 其三，亲属收受的财物情况，通过搜查和银行调查等措施可以掌握。总之，请托人的行贿行为和亲属收受财物的行为，客观上会产生一些社会联系和客观事实，这些联系和事实把请托人、亲属、工作人员和公务单位联系起来了，犯罪嫌疑人不能轻易隐瞒这些联系，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基础。
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共同受贿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财物的明知。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因此，就工作人员对亲属财物的认识状态的证据之间的矛盾是明显的。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 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