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119　号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由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06年9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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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2006年9月27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表演艺术和民间美术；
　　（三）传统礼仪、节庆、庆典以及竞技、游戏等民俗活动；
　　（四）传统手工艺技能；
　　（五）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六）与第（一）、（二）、（三）、（四）、（五）项相关的资料、实物和场所；
　　（七）其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建设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教育、财政、建设、规划、广播电视、旅游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队伍建设，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等各类专门人才，支持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开展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
　　第七条　鼓励、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鼓励、支持境内外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活动。
　　第八条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保护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市、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结合当地实际，编制本行政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确认、登记，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可以公布的，应当及时公布。　
　　第十一条　建立本省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实行分级保护。对经过科学认定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根据所属级别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科学的保护措施，明确保护的责任主体，对其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承活动。
　　省级、市级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分别经省、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并征求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公众的意见后，由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地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评定办法，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二条　对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及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核定公布该名录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濒危名单。
　　对列入濒危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抢救保护方案，并组织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科学、有效的抢救性保护。
　　前款规定的抢救性保护包括，对年事已高、掌握特殊传统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其技艺的记录、整理和传承以及对珍贵、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场所的征集、收藏、保存和修缮等内容。
　　第十四条　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所涉及的建筑物、场所、遗迹及其附属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划出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专门档案，并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前款标志说明，应当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称、级别、保护范围、简介、公布机关、公布日期、立标机关、立标日期等内容。
　　第十五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形态较完整、特色鲜明，有行之有效的传承措施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特定区域，所在地人民政府申报，经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授予相应称号。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体性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区域，由省人民政府撤销相应称号。
　　第十六条　建立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在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工作中，应当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章　传　　承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确定和命名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确定和命名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前，应当进行公示，征求公众以及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确定和命名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后，应当于十五日内予以公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建立档案。
　　第十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一）掌握并保持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表现形态或者技艺；
　　（二）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为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第十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和团体，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单位：
　　（一）有掌握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表现形态或者技艺的传承人，并对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
　　（二）以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并坚持开展相关活动；
　　（三）保存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资料或者代表性实物。
　　第二十条　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传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并取得报酬；
　　（二）向他人有偿提供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
　　（三）开展传承活动有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资助。
　　第二十一条　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传承人；
　　（二）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等；
　　（三）依法开展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活动。
　　第二十二条　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报省人民政府核准，授予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称号。
　　获得杰出传承人称号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享受地方政府津贴。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支持的方式主要有：
　　（一）提供必要的场所；
　　（二）给予适当的资助；
　　（三）促进相关的交流；
　　（四）开展相应的宣传；
　　（五）其他形式的帮助。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进行评估，丧失命名条件的，由命名机关撤销其命名。
　　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的评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管理与利用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进行征集、收购。征集、收购时，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合理作价，并可以向所有者颁发证书。
　　鼓励单位和个人将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捐赠或者委托给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收藏、保管或者展出。对捐赠者，应当给予奖励，并颁发捐赠证书；对委托者，应当注明委托单位和个人的名称和姓名。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成立研究机构，兴办专题博物馆，开设专门展室，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展示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征集、收购和受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属国家所有，应当妥善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拥有的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实物、场所等，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创作，开发具有民间和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拓展民间民俗文化旅游服务。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应当尊重其原真性和文化内涵，保持原有文化生态资源和文化风貌，不得歪曲、滥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限量开采、提高利用率等措施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密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和珍稀矿产。严禁乱采、滥挖或者盗卖。
　　第二十七条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属于国家秘密的，应当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确定密级、保密期限、保密要点及知悉范围，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属于商业秘密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纳入保密范围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途径进行传播、传授和转让。
　　第二十八条　任何团体或者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参观、考察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接受活动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的管理。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和工作开展情况，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下列项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
　　（二）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活动；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项目的研究；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征集和收购；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重大事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财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第三十条　鼓励通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等方式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捐赠资金或者实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三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以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播、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
　　中小学校应当将本地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教育内容，因地制宜地开展教育活动。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
　　第三十二条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应当展示和传播本地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条件的应当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公共传媒应当介绍、宣传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普及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列入濒危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由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未采取科学、有效的抢救性保护措施，导致灭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征集、收购和受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未妥善保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损坏、被窃或者遗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和场所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和场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中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实物和场所等，已被确定为文物的，适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黄子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叫排除规则，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证据的表现形式、证据的内容和获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事实上，非法性并非排除证据可采性的唯一原因，公民的权利保障和实现程序公正才是排除规则背后更为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性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我国，尽管立法以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禁止非法取证，但是对违反这些规范的法律后果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尽管略为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却由于其规范制定的比较粗略，难以具体规范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此背景下，分析和比较其他国家的立法和法制，借鉴其经验和做法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且在国际公约中也有所规定。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指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而我国要建立自己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考察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则，借鉴其经验。以下是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和分析：
（一） 英美法系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对通过侵犯公民在第四修正案下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自动排除，但存在四种例外，而对非法言词证据则自动排除。
通过1914年威克诉合众国、1920年斯沃多•拉伯诉合众国等一系列案件，不仅确立了将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并且在“毒树之果”理论中，对“被污染”的派生或二级证据也予以排除，至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在美国达到了顶点。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面对节节高升的犯罪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设置了四个对绝对排除非法证据的限制，包括“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关系减弱”、“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
而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行自动排除，也是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的。对违反联邦宪法第5、6修正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及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规定、违反米兰达规则而取得的被告供述，不得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而英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则采取裁量排除的做法，到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才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有所限制，规定如果被告的供述是通过以下方式取得的：（1）对被告采取压迫的手段；（2）实施在当时可能导致被告的供述不可靠的其他任何语言或行为，则法院负有无条件排除该供述的义务。对其他非法言词和实物证据，则一概由法官权衡证据采用后的证明价值与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后作出是否采信该证据的决定。
由此可见，相对于美国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偏重，英国更为注重的是实体公正，只有在非法证据可能影响案件的公平审判时，才能对其进行排除。这与两国一贯秉承的法律价值理念也是有关的。
（二） 大陆法系
法国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均予以自动排除。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违反该法关于搜查、扣押的范围、主题、时间等规定进行的搜查无效；违反该法关于在身份审查之后，司法机关应继续进行调查程序或执行程序的规定，该次审查无效；违反第100-7条的规定对律师的办公室和议员电话线进行的监听无效。由此可见，通过非法搜查、扣押、身份审查和监听取得之证据均应自动排除。而当事人第一次到案接受询问时被侵害应有的法定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此获得的被告人供述也应予以排除1。
俄罗斯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院、检察长、侦察员、调查机关或人员违反本法典的规定而取得的刑事诉讼证据不得采信。
我国澳门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31条则明确指出，在未经有关权利人同意下，透过侵入私人生活、住所、函件或电讯获得之证据，无效。
在日本，“出于强制、拷问或者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者拘禁后的自白，以及其他可以怀疑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 在判例中，更是发展为对苛酷的审讯所引出的口供、禁止给被告提供食物的情况下获得的口供、在戴着手铐的状态下进行审讯而得到的口供、向被告约定不起诉而诱出的口供、谎称共犯已经讲述而获得的口供等均被认为是“可以怀疑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而予以排除。而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则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仅在违法行为构“重大违法”时，才由法官予以排除2。
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与英国大致相同，在规定了几种强制排除的情况外，其余的则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综上，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大致有三种模式：强制排除（自动排除）、裁量排除和强制排除加例外，而对待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又比非法言词证据略为宽容。

我国司法解释中的排除规则
尽管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却对此问题建立了一些规则。最高检察院的规定主要是规定哪些证据不得在审查起诉时作为提起公诉的依据，而最高法院的规定则主要是要求下级法院不得将一些非法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
在1998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强调“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同时，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第265条1款）
2001年发布《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再次要求各检查机关“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缺德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61条）。
可以看出，在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时，两院采用了一致的标准，即仅将非法证据限定在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而对其他如非法窃听、跟踪录像、非法进入私人住宅和办公室等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则根本没有涉及。相反，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物证以及以非法言词证据为线索收集到的物证往往是作为证据使用的。即使是有所规定的非法证据，仍然没有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此外，对如何排除已有规定的非法证据，也没有建立起一套程序性的规则，对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对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做出的裁定能否上诉均没有规定。这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能还只是存在于书面，流于形式，而很难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发挥其规范作用。

对在我国如何建立排除规则的思考
在法律从纸面上向现实实施的转化过程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即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确立在法律之中，在一段时期内，也存在其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妥善和完全的实施的可能性，更别说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排除规则本身就有许多问题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和缺陷足以阻碍规则的实施。
那么，究竟如何着手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
（一） 选择适当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
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对于哪些证据应该予以排除、是强制排除还是裁量排除，各国根据自己的法律理念和实际情况做出了不同回答。我国在建立自己的排除规则时，也应当结合实际，借鉴各国的经验，做出适合的选择。
其一，对非法证据按照违法程度和侵害利益的性质进行分类，并分别确定其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之所以非法，是由于获取该证据的手段、方法或步骤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一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收集证据方法的违法程度和侵害利益的性质，将非法证据分为侵犯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一般非法证据和技术性的非法证据。
侵犯基本权利获得的非法证据，是指通过明显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取得的非法证据。我国现行宪法赋予了公民一系列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健康、生命、财产、隐私等实体性权利，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等程序性权利。侦察人员通过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获得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应当被视为最严重的非法证据。典型的例子包括，以拷打、肉体折磨、精神折磨等刑讯行为逼取的被告人口供、通过未经任何合法授权而实施的搜查、扣押、窃听、查询等行为获得的证据、剥夺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获得的供述、严重的超期羁押所获得被告人供述等。对侵犯基本权利获得的非法证据，由于侦察人员违法的情节和后果较为严重，应当予以强制排除。通过绝对排除侵犯基本权利获得的非法证据，来惩戒、禁止侦察人员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可以为侦察人员的强制性侦察行为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
一般非法证据是侦察人员的行为没有明显违宪，只是侵犯了公民一般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违法取证行为。这类的例子有：采用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的被告人供述、非法延长传唤或拘传时间获取的供述、通过一般的违法搜查、扣押、查询等手段获得的证据。对这类非法证据，宜实行裁量排除，由法官根据违法获取证据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权衡其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程度以做出是否排除的裁定。
而技术性的非法证据则是侦察人员没有以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获得的证据，即虽然不符合法定程序，但是无侵权的技术性违法，如在勘验、检查犯罪现场时无见证人在场；在扣押物证、书证时没有开列清单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其实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以及维护司法的公正，而这些非法证据的获得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实体或程序权利，其对司法公正的不利影响小于证据的证明价值，因此原则上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并不因为其技术性违法而影响其可采性。
采用上述三分法，根据不同的非法证据侵犯公民权益的程度来确定不同的排除规则，可以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促使侦察人员树立法治观念，依法办事，并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
其二，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和证明标准。
对证明责任，我国理论界有人主张，为了切实实行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督促侦察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完全由控方承担证据合法的证明责任。此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从可行性上来看，实际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察和检察机关要弄到一张其签字认同的笔录或是其供认犯罪情节的录音、录像片段是易如反掌的，其结果是以形式的合法掩盖了实质的不合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无法达到。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可以进行如下安排：
首先，对非法供述笔录以外的非法证据，辩方，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是非法获得的主张的，应当提供线索或者说明存在合理根据的责任。为了审判的效率起见，如果辩方没有主张取证行为非法，即可推定其为合法，因此辩方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是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条件。当然，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认为证据可能是非法获取的，也可要求控方进行证明。从其他国家的立法与实践来看，也是必须由被告人一方提出异议或者法庭自行提出要求，控方才就非法证据的可采性进行证明。辩方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出证据线索或说明存在合理根据，以使裁判者能够确定有可能发生了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不让辩方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无异于鼓励辩方任意提出“证据是非法获得”的主张，同时也会造成对非法证据调查的困难。辩方提出非法证据的主张后，只要能提出取证非法的合理根据，即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证明该证据合法性的责任则转移至控方。
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笔录一般都是侦察人员在羁押询问状态下获得的，其自愿性和真实性有着天然的缺陷。原则上，这种供述笔录在辩方提出异议和合理根据后，就应该失却其可采性。但是，如果检控方能够证明这种供述笔录并非是以刑讯、威胁、引诱、精神折磨、超期羁押等非人道的方法所获得，并使法官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相信其合法性的，才具有证据能力。对于这种证据，只要被告在法庭上加以推翻或辩护人提出异议，控方就负有证明其具有可采性的责任。
而控方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则应该高于辩方，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这是因为在刑事侦察活动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一般受到限制，辩护人权利也有限，因而举证能力有限，而侦察和检察机关相对处于优势地位，让其承担更高的证明责任也有助于督促其合法取证。
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中举证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将促使侦察和检察机关在追诉犯罪时不仅仅注意实体目标的实现，而且要注意程序合法原则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保障，对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法治化和科学化有重大意义。
（二） 建立相关的程序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