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晋政发〔2005〕12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
　　《山西省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已于2005年3月17日经省人民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山西省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焦炭生产排污费依法、足额征收和合理使用,依据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焦化行业实施专项清理整顿的决定》(晋政发〔2004〕17号,以下简称《决定》)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焦炭生产排污费的核定征收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排污费、地方税务部门代征”的原则进行。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焦化行业专项清理整顿期间全省行政区域内所有焦炭生产企业(包括中央企业)排污费的征收使用管理。
　　 第二章焦炭生产排污费的核定和征收
　　第四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山西省焦炭生产企业排污费计费生产量核定办法》规定,核定焦炭生产企业计费生产量,计费生产量的80%确定为焦炭生产企业收费产量,作为核算焦炭生产排污费的依据。
　　第五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山西省焦炭生产排污费核定征收管理实施细则》规定的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标准,按照收费产量,核定焦化企业上月应缴纳的排污费额,并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公告。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台帐。
　　第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地方税务部门代征焦炭生产排污费,并出具相应的委托书。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每月5日前制作“排污费缴纳通知单”和“缴款书(五联)”,并送达各焦炭生产企业,作为企业缴纳排污费的依据,同时将“排污费缴纳通知单”副本、焦炭生产企业名单及上月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清单一并移送地方税务部门,作为代征焦炭生产排污费的依据。
　　第七条 地方税务部门应在每月15日前完成月度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入库工作。并积极与财政部门协调,建立对、查帐机制,于每月20日前将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入库情况、拒缴、欠缴的企业名单及有关情况反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的依据。
　　第八条 征收焦炭生产排污费的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托代征的各级地方税务部门,应建立定期对帐、查帐制度。应当根据开征的收费票据、征收台帐,认真核对排污费缴库的数额比例,及时与国库对帐,确保票帐一致、征收数与入库数额一致。
　　第九条 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季终了后20日内,将省级与国库对帐一致的排污费资金收缴情况报送省财政厅。
　　各市财政、环保部门应当在每季终了后10日内,将本行政区域内与国库对帐一致的排污费资金收缴情况联合上报省财政厅和省环境保护局。

第十条 焦炭生产排污费按月核定征收,不得拖欠。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可根据焦炭排污费的征收和环保执法机构的工作实际,安排必要的环保执法经费补助和据实列支对举报人的奖励奖金。
　　第十二条 地方税务部门在协助环保部门代征焦炭生产排污费工作中发生的经费,由省财政纳入预算,安排专款给予补助解决,补助数额按照焦炭生产排污费实际征收入库数的1.5%确定。
　　第十三条 对不按规定缴纳排污费的焦化企业,各级环境保护部门逐级上报省环境保护局和同级人民政府。同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提供违法企业名单,由同级人民政府责成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相应措施。
　　(一)对拒缴、欠缴焦炭生产排污费的企业,从2005年7月1日起,供电部门停止电力供应。被决定关闭的不再恢复供电。
　　(二)对拒缴、欠缴焦炭生产排污费的企业,省焦炭集团公司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名单,停报铁路运输计划、停发公路运输票据。同时,省焦炭集团公司所属的营业站点在公路运输方面协助环境保护部门查验企业排污费缴纳情况,并及时通知环境保护部门追缴偷、逃的排污费,并罚缴10%至20%的滞纳金。
　　省焦炭集团公司在协助环境保护部门征收焦炭生产排污费的工作中,发生的经费,纳入现行焦炭运销管理费、服务费范围中解决。
　　(三)对拒缴、欠缴焦炭生产排污费的企业,商务部门不予受理其焦炭出口资质的申请,对已安排配额的企业,建议商务部收回另行分配我省其它企业。
　　(四)拒缴、欠缴焦炭生产排污费的违法行为由各级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依法处理;拒缴、欠缴的排污费仍由地方税务部门代征。
　　 第三章 焦炭生产排污费解缴和使用
　　第十四条 焦炭生产排污费的收缴,按照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中央、省、市、县按1∶1∶1∶7的比例分成,即10%上缴中央,10%缴入省财政,10%缴入市财政、70%缴入县财政。
　　第十五条 焦炭生产排污费的征收部门和国库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定的分成比例及时将排污费分别缴入各级国库,不得造成混库。
　　第十六条 焦炭生产排污费按以下规定安排使用:
　　(一)上缴中央的10%,由省财政厅、省环保局积极组织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建设治污项目,争取国家对我省焦化行业污染治理的更多支持。
　　(二)留省级的10%,按3:3:4的比例用于省、市、县三级焦化行业治污监测等技术系统建设,或用于对环境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性、流域性污染治理工程项目的建设。
　　(三)留市、县的80%全部用于足额缴费的专项治理整顿认定保留的焦化企业建设治污设施的资金补助。
　　第十七条 申请使用焦炭生产排污费建设焦化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的资金,以项目的形式安排,项目应符合下列各项条件:
　　(一)符合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和《山西省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实施办法》中规定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
　　(二)项目应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符合《决定》中规定的要求;
　　(三)项目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能按照规定及时足额缴纳排污费;
　　(四)项目单位申报的项目,应具有较好的环境效益,前期工作基础好,已按有关规定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相应落实了配套资金。
　　第十八条 符合申请使用焦炭生产排污费条件的企业,应在2005年6月底之前提出建设治污设施项目,并按规定程序申请焦化污染防治环保专项资金。
　　第十九条 申请使用焦炭生产排污费由焦化企业按照隶属关系以项目形式申报:申请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单位为省和中央直属的,向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局申报;项目单位为市、县所属的,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通过同级财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逐级审核上报省财政、省环境保护局。
　　申请使用上缴中央10%部分的,由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局按有关规定要求审核后,联合上报财政部和国家环保总局。
　　留省90%的焦炭生产排污费使用的申请程序,按照分级管理的权限,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凡申请使用焦炭污染专项治理资金的项目,市、县必须安排相应的资金补助,补助的资金额度不得低于申请企业缴纳焦炭生产排污费的80%,并在推荐申报项目的同时,出具资金配套承诺文件。
　　第二十一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单位申报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后,对符合规定条件的项目,由各级财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评审论证,经论证工艺技术可行、符合要求的项目,由各级财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联合下达安排治理项目资金文件,直接拨付项目单位用于污染治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财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山西省环保专项资金专项绩效评价及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晋财建〔2004〕429号)的规定对焦炭生产排污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追踪问效、监督检查,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组织验收。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焦炭生产排污费专款专用,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省财政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审计部门加强对资金的监督检查,防止截留、挤占、挪用。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实施。

　　


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朱格林


[摘要]本文通过对恶势力犯罪概念的辩析，以其性质对概念作了重新描述后，以司法实践视角，考察其一般犯罪特点，表明其存在的危险和危害性。尤因其存在法规竟合或事实竟合情形，故与其他犯罪形态和行为作出界定，特别是实践中对法律适用的模糊性，作者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恶势力犯罪，认定，法律适用

面对日益猖獗的恶势力犯罪，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在“从严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但是，由于人们对恶势力犯罪这种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犯罪现象缺乏充分认识，加之学界观点众说不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易出现定性不当，打击不力等问题。为了更加深入有效地打击恶势力犯罪，笔者拟对恶势力犯罪的概念、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略抒管见。
一、恶势力犯罪的概念提出
恶，过也【1】，后引申为“罪恶”、“凶暴刁钻”之意【2】；势，即权力、权势【3】；力，本义指“体力”、“力气”，后指“力量” 【4】；恶势力，英语为“vicious power”，沿自古法语，意为“邪恶的权力”或“凶残的力量”【5】。因此，恶势力一词包含着法律和道德强烈否定的社会评价。尽管历代史料和各种文学影视作品对市井恶棍、街头地痞、黑帮贼匪和极端组织等恶势力都有过淋漓尽致的描绘，而且，我们从旧刑法的流氓罪和新刑法典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和敲诈勒索等罪名中也可觅见其端倪，但新旧刑法典却未把恶势力犯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予以明确规定。所以，恶势力犯罪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刑事政策概念。从1983年我国开始“严打”斗争到2001年初，中央政法委提出把打击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严打”的重点对象之一，对恶势力犯罪的研究得以积极开展起来。但迄今为止，恶势力犯罪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并得到普遍公认的定义。其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广狭义概念说。该说主张恶势力犯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恶势力犯罪泛指所有团伙性犯罪。狭义的恶势力犯罪则专指组织结构松散的一般性团伙犯罪。
（2）特征定义说。该说主张根据犯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组织结构、行为纪律和活动方式、发展变化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等特征，综合提炼恶势力犯罪的定义【6】。
（3）法律层次说。该说以新刑法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恶势力犯罪的最高层次，而将其以外的违法犯罪团伙归为较低层次的恶势力犯罪【7】。
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概念的定义应取决于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广狭义概念说把一般团伙犯罪纳入研究视野，扩大了考察范围，对恶势力犯罪的预防、立法和司法进行突然向应然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该说除狭义概念指出恶势力犯罪属有组织犯罪外，其广义概念对恶势力犯罪却未作个性化研究；特征定义说和法律层次说，以现有法律规定为依据，从司法实然性角度出发，着重考察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和性质，在实务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对恶势力犯罪提出了思考途径，却未能给出明确的概念定义，笔者认为，对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和社会治安形势存有差异，认定恶势力犯罪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对其适用的刑事政策也会不尽一致，恶势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因此不同。
第二、在我国现行刑法的框架下，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当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至少它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1）、作为一种势力，恶势力是以多人（3人以上,多则数十上百人）为前提的组织或群体；（2）、恶势力特有的组织、行为、活动区域特征；（3）、行为方式特点；（4）社会危害程度。
第三、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不能只依据犯罪人行为是否具有暴力倾向和危害后果是否严重以及周边群众的个体态度来认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和罪刑法定原则，以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进行考量。
综上，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是指犯罪主体以纠合性组织或群体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肆意给犯罪对象造成了一定损害后果或危险，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二、恶势力犯罪的一般特点
1、主体构成明显，劣根性较深。无论是恶势力头目、骨干，还是盲目跟从的“烂仔喽罗”，基本上都是其活动区域内的当地人，他们的骨干人物以亲缘、宗族、同乡、同学、狱友、相同经历和恶习等共同点为联系纽带结成恶势力核心，特别是那些有前科劣迹的“两劳”释放人员或多次被治安处理的人员，这些人以其“恶名”、“丰富”的作案经验、反侦察伎俩作为“操社会”和“炫耀”的资本，在当地裹胁、网罗成员，从而形成一股反社会的邪恶力量。如岳池县的杨辉团伙，其骨干均系当地开“摩的”的农民以“结亲家”方式聚合而成；邻水县黄运忠为首的86名“梅花会”成员，其中47人曾被政法机关打击处理过，十余名骨干都是当地用扑克牌搞“三猜一”诈骗的“同道”【8】。
反社会是恶势力的共同本质，也是其“恶”之所在。这些人大多数是无正当谋生手段、个体素质低下的青少年，邻水刘凤、张坤团伙，全是18岁以下（最小仅15岁）的“小杂痞”【9】，他们年龄虽小，却舞刀弄枪，追杀砍打，心黑手辣，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贪吃懒做等恶习，把享乐主义和称雄称霸作为追求目标。
2、区域性作案，公开对抗社会。恶势力犯罪与流窜作案不同，他们滋生于当地，作恶称霸于故土，是一群“专吃窝边草的狡兔”，他们的主要犯罪活动大都集中在核心成员的居住地及其周边地段，这些人在私利的驱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几千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路吃路”的传统狭隘地域思想的影响下，为了争强斗胜，他们装备长短火药枪、东洋刀、匕首、土制炸弹等凶器，凭借团伙力量，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明火执仗地在路、村、街、市等公共场所公开进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殴打无辜、强买强卖，欺压百姓，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一方安宁，使群众缺乏安全感，为一方百姓所痛恨；有的甚至公然藐视法律，以暴力抗衡基层党政组织，以宣泄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如邻水县的杨辉团伙，号称“河西派出所”，不仅向出租“摩的”收取每月10元“保护费”，任意敲诈当地鸡鸭鱼贩，甚至公开召集“摩的”开会搞“自治”，并持刀集结派出所进行挑衅漫骂；岳池县袁勇团伙，因到镇电视台为同伙劳释回家点歌庆贺遭拒，竟纠结十余人翻进镇政府，对前来制止的镇长进行殴打漫骂，气焰十分嚣张【8】。
3、肆意连续作案，非法牟取利益。恶势力盘踞一方，无所顾忌地大肆连续性作案，是危害一方的“害群之马”。他们事前一般无预谋策划，往往临时起意，恶性突发，随意性大，群众只要多盯他们几眼或者他们觉得某人不顺眼，便哄砸抢打。岳池县杨辉团伙，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连续作案多达57次。刘顺明团伙于1996年元月19日晚驾车至岳池县同兴加油站打伤加油站老板，强行加油，他们抢劫了在此加油的外地车主现金100元后又窜至加油站宿舍，掀开熟睡中的女职工被盖，看她们是否穿内裤。
据调查，恶势力犯罪案件85%与钱财有关【10】。为掩盖其行为本质，他们欺行霸市，故意制造事端并借题发挥；充当“执法者”、“中间人”，大肆插手民事纠纷；利用自己臭名昭著的“知名度”为一些私营企业、个体老板充当保镖、“扎场子”、追讨欠款、复仇“了难”、“保驾护航”。重庆市奉节县刘洪伟团伙在当地强行低价收购仔猪后，又以拳脚开路，胁迫外地商贩高价购买。广安市刘昌福一伙，经常插手民事纠纷，强行“调解”，既吃“原告”，又吃“被告”【11】。德阳市龚平团伙，多次在该市泰安小区工程中，把持工地大门，拦截材料运送车辆，追逐撵打司机，威胁房产开发公司的管理人员，强行运送红砖沙石，非法倒卖所谓的红砖沙石“运送权”、土方“挖掘权”，从中渔利。
4、组织结构松散，易打击，易反复，社会危害性大。恶势力属典型“无组织纪律”的“乌合之众”，其组织结构和内部纪律相对较为松散，无书面“规章”和严格的惩戒制度，平时主要靠“哥们义气”和“亡命徒”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维系。但是，“严打”对恶势力犯罪而言，一“打”就跑，一跑就散，风声过后，又会迅速冒出来，打而不绝，禁而不止。长此已久，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不仅会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破坏经济环境和秩序，而且会动摇民心，影响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威信，特别是因为不及时打击或打击不力，养虎为患，从“小恶”到“大恶”、从“零星经营”到“规模发展”，一些恶势力会逐步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形成更大危害。
三、恶势力犯罪与其他共同犯罪的界限
（一）、恶势力犯罪与犯罪集团的界限。刑法第二十六条二款之规定，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根据1984年6月15日“两高”和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答》，一般犯罪集团的特征为：（1）、犯罪人数众多（3人以上），重要成员固定或基本固定；（2）、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犯罪活动；（3）、有明显的首要分子；（4）、有计划、有预谋地实施犯罪；（5）、社会危害性严重。因此，恶势力与犯罪集团有相似之处，如人数众多，成员较固定，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但两者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1、主观目的不同。犯罪集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某种或几种明确的罪行；而恶势力犯罪主要是凭借人们对其恶名的压抑和恐惧来满足其称王称霸的精神欲望并实现对社区群众的自私性剥削的畸形人生价值。
2、作案方式不同。犯罪集团作案计划周全，目标明确，行动隐秘，一般会积极掩盖身份；而恶势力成员个性张扬，往往三五成群，行为目标一般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为显示其霸道，他们经常是公开地进行违法犯罪，甚至有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以使对方因恐惧而臣服。
3、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犯罪集团是专门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其实施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并应受到刑罚惩罚。而恶势力成员从事的既有一般违法行为，也有犯罪行为，他们经常是“大坏不干，小坏不断”，其行为一般以破坏社会治安管理为主。从大量实际材料看，由一般违法到犯罪，由轻罪到重罪，直至恶贯满盈遭致灭顶之灾正是恶势力犯罪形成、发展的轨迹。因此，一些恶势力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二）、恶势力犯罪与非法武装团体、恐怖组织、邪教和会道门组织的界限。我国刑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了武装叛乱、暴乱罪，该罪的非法武装团体通过一定规模的武装暴力公开显现其反政府的政治目的，其行为带有政治性。恶势力团伙一般配备有大刀长矛、枪支弹药，甚至爆炸物，他们的行为通常是为了逞强好胜、牟取不法利益，不具有政治目的，其反抗的规模和剧烈程度均不如非法武装团体。
恐怖组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在欧洲、中东和南亚等地出现的犯罪组织，他们所从事的劫持、绑架、爆炸等活动一般也具有政治目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国家或政治团体的领袖要员，特别是针对不特定的群众或公共财产设施。恶势力犯罪一般不具有反对一个国家政治的目的，行为对象单一、明确。
会道门、邪教组织一般是通过宣传封建迷信、异端邪说而扰乱人们的思想，鼓动他人去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具有欺骗性，一般不带有暴力性、掠夺性；而恶势力通常是直接针对他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
（三）、恶势力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针对黑社会在我国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如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因此，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定的共同点，如都具有一定的组织，人数较多，拥有固定或者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经常以暴力威胁手段从事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经济秩序等，但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更为严密。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明确的发起者、组织者，基本成员固定，内部分工明确，层级清楚，有残酷、严格的内部纪律约束。如宜宾市狄绍伟集团的《员工手册》共四章47条，内容包含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腿和处死等酷刑。在从事犯罪行为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一般从事幕后策划和遥控指挥，并不亲自参与现场行动，其成员犯罪具有职业化、专门化趋势，是一种严密、残酷的犯罪组织，主要从事杀人、抢劫、贩毒、绑架勒索、盗卖文物、组织偷渡等犯罪活动。恶势力的组织结构相对较为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主要靠江湖道义维系，除组织者和领导者外，其他多数成员不固定，只是在实施违法犯罪时才临时纠合在一起，成员素质普遍偏低，往往是谁最心狠手黑后台硬、敢打敢杀不怕死，就听谁的。成员之间没有明确分工或只是具体行动时临时分工，其组织者、领导者常常“身先士卒”直接参与现场作案。
2、主观目的和经济实力不同。攫取非法的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长期存活、膨胀的前提和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每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在以暴力为后盾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谋求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经济垄断地位，以“黑”养“黑”，非法敛财，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力图控制某一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充当“第二政府”角色。恶势力的违法犯罪目的具有多样性，主要是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满足精神刺激需求，不一定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缺乏使组织长期存续的雄厚经济基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实力，有时甚至一餐饭也会成为恶势力犯罪的诱因。
3、腐蚀渗透能力不同。官匪勾结，“黑白”两道合流，沆瀣一气，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猖獗并能持续生存的主要原因。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金钱、美色、恐吓等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甚至通过操纵选举或利用已有的“关系网”直接向国家机关安插成员，以便随时通风报信或整治打击秉公执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恶势力的“保护伞”和“关系网”不明确或者层次较低，有的根本就没有“保护伞”和“关系网”，抵制社会的“后台”实力不强。
四、对恶势力犯罪适用法律应注意的问题
（一）、不可避免地“从快”适用刑罚，是遏制恶势力犯罪的有效保证。制止犯罪发生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并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12】。从已有和潜在的犯罪人角度看，不少恶势力成员之所以敢于多次连续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可以避免的侥幸心理所支配。“除非存在免受惩罚之希望，否则没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罚恰好由罪行之获利而产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会有人犯罪了”【13】。由于一部分恶势力犯罪案件，长期不能侦破或虽然侦破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使罪犯受到应用的惩罚，从而强化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他们甚至会认为受到惩罚纯属偶然巧合，因而会更加狡猾、胆大妄为、变本加厉地实施犯罪。因此，笔者认为，罪犯得不到及时应有的惩罚是当前恶势力犯罪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如果恶势力犯罪无一例外地受到刑罚惩罚，使犯罪人亲身体验到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并切身感受到刑罚的真实存在和威慑力，从而消除侥幸心理，最终放弃继续犯罪，潜在的犯罪人即使原来有犯意的也可能会放弃。普通的社会成员也愈能认识到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并自觉提高守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同各种恶势力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跟随犯罪来得愈快，他们之间的间隙愈小，刑罚就愈公正，愈有益处【14】。及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能剥夺犯罪人再次犯罪的条件，避免犯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而且可以安抚被害人，化解社会矛盾。从多年来的“严打”情况看，被判处死刑的案犯大多属于在次数、数额等方面情节严重的犯罪人。如果刑罚能确实起到“止恶于初”的作用，案犯本人不至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社会也可少遭犯罪之害。因此，“从快”打击恶势力犯罪，不仅能强化人们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正义观念的认识，促使人们确信法不可违、罪不可犯，从而增强守法观念，而且也有助于儆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在想到犯罪得利的同时，也立即意识到遭受刑罚的可怕结局，从而自觉地抑制犯罪意念。当然，“从快”也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保障被告人法定诉权和法律程序范围内高效率、高质量地及时办案。
（二）、正确理解“两个基本”，查清涉及恶势力犯罪的客观事实和证据。“两个基本”，指“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它是我们党为适应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刑事政策和办案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但是，法律不仅是政策的工具，也是政策的界限。适用“两个基本”，就是在“两个基本”的指导下，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能理解为抛开法律办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明确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两个基本”的提法有一定的模糊性，容易引起歧义并影响案件质量，甚至会造成冤假错案。“基本事实”是指关系到定罪量刑的主要案件事实，即犯罪嫌疑人是谁、是否实施犯罪、如何量刑以及罪轻、无罪等关键事实【16】。具体包括：（1）、主体身份及其刑事责任能力、主观罪过和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和后果等犯罪构成的事实；（2）、有无幕后策划指挥者和包庇纵容者；（3）、确定法律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影响量刑幅度的情节、数额和后果的事实；(4)、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事实和情节；（5）、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基本证据”是指据以认定事实的基础的、主要的证据【17】。他包括两个方面：（1）、基本证据应当是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不是证明基本事实的证据，不属于基本证据；（2）、基本证据应当是认定有关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而不是所有证据。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更不是司法机关掌握了一定的事实和证据就可以对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18】。坚持“两个基本”，必须同时强调“稳、准、狠”，不能搞“大概齐”，对那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末细节，不能借故久拖不决。
（三）、在法律层面下，严格依法对恶势力犯罪“从严从重”定罪量刑。在对恶势力犯罪定罪时，应依据犯罪构成理论严格剖析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应交由相关行政部门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不能以“罚”代“刑”。通常，恶势力成员作案的随意性和连续性决定了其行为可能会在跨1997年9月30日前后时段内触犯多项罪名，因此，应正确适用新旧刑法典适用时间效力、罪名确定和数罪并罚。
就法哲学而言，“严打”体现的是刑法报应思想，它是对刑法社会保护功能的强调，因为这种观念符合我国人民心目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老朴素思维【19】。于是，在前法治时代，有着深厚社会历史基础的刑法重刑化思想便经常成为社会治安恶化背景下的现实选择。在“严打”实践中，为了营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浩大声势，有些司法机关采取游街示众、公开执行等不正确作法；有的在所谓的联合办案过程中，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程序限制和约束，无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些地方政法委不是予以宏观协调、指导，而是直接插手司法机关的具体办案。在刑罚轻泛化的世界潮流面前，死守重刑主义其实是不理智的，“严打”应充分尊重“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对恶势力犯罪定罪量刑的最高标准。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代各国刑法的灵魂，它不仅是守法公民捍卫人权和自由、民主与进步的“大宪章”，也是犯罪分子的“保护伞”；适用刑罚一律平等原则的提出，不仅否定了“特殊公民”的存在，也要求司法机关敢于刚直不阿、力排干扰，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对罪犯厘定刑罚时应当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适应。因此，“严打”的“从严从重”原则，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多年奉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1）、“从严从重”必须是在法定范围内的从严从重，是相对于该种犯罪在一般情况下不从严从重而言的，它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而加重处罚；（2）、在执行“严打”方针过程中，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必须得到完全的遵守。不能因为有“从严从重”方针，而对于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节不予考虑。只是在犯罪人具备法定的必须“从轻、减轻”情节时，从轻、减轻的幅度可以比平时小一些；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减轻”情节时，一般不予从轻、减轻处罚；（3）、在具备法定的应当从重的情节时，从严从重处罚幅度要大一些，但绝不能升格处理，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严从重的情节时，一般应予以从严从重处罚；（4）、应注意从严从重惩罚的幅度。罪行有轻重之分，从严从重的惩罚幅度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不论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一概从严从重，也不能一概地在该量刑幅度内处最高法定刑。
在处理恶势力犯罪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突出问题：第一，农村发生的大量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多数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有的案件无论是犯罪情节还是犯罪人主观恶性并不十分突出，因此，不能不加区别，一律简单地将其作为恶势力犯罪而从重处罚，特别是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全国农村刑事案件会议纪要》精神，一般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相反，对于一些刑满释放的惯犯以及在犯罪后或服刑期间外逃又犯罪的应坚决考虑从重。第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应坚持“教育挽救为主，刑事处罚为辅”的宽大政策。对于其中具有初犯、偶犯、从犯或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其行为依法可以减轻处罚的，应考虑给予减轻处罚；如果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仍应依法判处缓刑。第三，要特别注意不应动辄将一些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或一般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黑恶性质犯罪从重打击。第四，对于涉枪涉爆犯罪，一定要注意区分违法与犯罪的界限，不要把农民因不知法、不懂法私藏并非用于作案的少量土枪和爆炸物品作为犯罪处理，无端扩大打击面。

注释：
【1】即“过失”之意，见《说文解字》；
【2】见南朝齐•丘迟《与陈伯之书》“恶积祸盈”和《元曲选•无名氏第二折》“恶叉白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