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


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51号

《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已经2000年3月30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计算机病毒的预防和治理，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障计算机的应用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计算机病毒，是指编制或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毁坏数据，影响计算机使用，并能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及未联网计算机的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主管全国的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工作。


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工作。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计算机病毒。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


（一）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二）向他人提供含有计算机病毒的文件、软件、媒体；

（三）销售、出租、附赠含有计算机病毒的媒体；

（四）其他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


第八条从事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生产的单位，应当及时向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批准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提交病毒样本。


第九条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应当对提交的病毒样本及时进行分析、确认，并将确认结果上报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


第十条对计算机病毒的认定工作，由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批准的机构承担。


第十一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在计算机病毒防治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本单位的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制度；

（二）采取计算机病毒安全技术防治措施；


（三）对本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人员进行计算机病毒防治教育和培训；


（四）及时检测、清除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计算机病毒，并备有检测、清除的记录；


（五）使用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


（六）对因计算机病毒引起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瘫痪、程序和数据严重破坏等重大事故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保护现场。


第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从计算机信息网络上下载程序、数据或者购置、维修、借入计算机设备时，应当进行计算机病毒检测。


第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附赠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应当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并贴有“销售许可”标记。


第十四条从事计算机设备或者媒体生产、销售、出租、维修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计算机设备或者媒体进行计算机病毒检测、清除工作，并备有检测、清除的记录。


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公安机关对计算机病毒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十六条在非经营活动中有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三、四项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在经营活动中有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三、四项规定行为之一，没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取消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的检测资格。


第十九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并根据情况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未建立本单位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制度的；

（二）未采取计算机病毒安全技术防治措施的；


（三）未对本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人员进行计算机病毒防治教育和培训的；


（四）未及时检测、清除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计算机病毒，对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


（五）未使用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对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没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所称计算机病毒疫情，是指某种计算机病毒爆发、流行的时间、范围、破坏特点、破坏后果等情况的报告或者预报。


本办法所称媒体，是指计算机软盘、硬盘、磁带、光盘等。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证人是独立的、中立的诉讼主体。证人证言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就自己所感知的与待证事实有关的情况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审理判决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很低，证人作证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小，影响着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作了一些规定，明确了证人出庭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和惩罚，但这些方面的规定仍然不够合理、完整，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

2012年３月１４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事证人强制出庭、刑事证人保护、刑事证人作证补偿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在立法上充实了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

（一）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了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范围。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可见，只有兼具上述三项条件，证人才有必要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

（二）规定了证人免证权。

未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证人免证权的明确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证人的近亲属的免证权：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免于作证的特权。

（三）规定了证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司法机构应采取的证人保护措施，同时赋予了证人或者其近亲属在面临人身安全危险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保护的权利。

（四）规定了证人补偿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这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的证人只有出庭作证义务没有经济补偿的状况，明确了证人在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时候有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证人出庭作证，是其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证人因此付出的费用、受到的经济或其他损失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

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缺陷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会极大地改善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现象，推动我国的庭审改革。但是从我国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结合上看，证人作证制度还有缺陷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在刑事证人资格上，我国确立了以证人是否明辨是非和正确表达为标准，但是这一规定过于原则，表述也不够准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对证人不出庭的情形进行了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但条文第二款第（三）、（四）项过于笼统、含混，使得该规定成为了空头条文。刑诉法修正案未对刑事证人作证资格作出新的规定。

（二）对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仅是对刑事资格进行了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四种不出庭的例外情形，但是不够全面，也比较原则、宽泛，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这对于实施并规范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十分不利。

（三）证人免证权上，我国仅仅规定了被告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公务员、人大代表基于公职身份得知的国家秘密、医生基于职业性质得知的他人的秘密等，这类证人往往由于坚守国家秘密，坚持职业操守的原因不愿出庭作证，而法律并未规定这种情形下的免证权。

（四）在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上，我国规定的是由法院确定是否有必要强制证人出庭。此规定并未设置相应的程序，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在司法实践中则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自身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证人强制出庭的条件都被“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化解，又恢复了证人可不出庭的现实。应该设置证人可不出庭的程序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五）我国在刑事证人保护上，保护力度不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和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刑事证人保护具体由公、检、法三机关负责，此外证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上述三机关请求保护。上述规定没有区分公、检、法三机关的保护时限、证人保护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证人保护的具体保护措施，容易出现公、检、法机关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同时，证人的财产安全如何保护，法律也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没有规定对证人保护不利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使得证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六）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上，我国明确了证人作证补偿的原则。没有绝对的权利，也没有绝对的义务，当法律要求公民尽义务而漠视其权利时，换来的只能是义务人对义务的漠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未修改前，证人只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权利。证人出庭作证后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这使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证人履行了义务，没有你得到相应的权利，又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客观上损害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后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立法上的进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法律并未明确刑事证人经济补偿的标准和具体的实施办法。司法实践中，证人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职业，若不明确补偿标准，这一制度将无法得到很好的落实。

三、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的建议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刑事诉讼庭审，随着《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修改，刑事证人出庭难的状况将会得到不少改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解决这一难题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提高证人出庭率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考察国外证人作证制度，立足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就改进和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以下构想：

（一）细化证人资格制度。

1、原则上规定每个人都有作证的资格，自然人只要具备必要的感知、记忆和表达的能力，就应该赋予其证人的资格，同时作例外的规定；2、 年龄、生理、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也可以作为证人，其年龄、生理以及精神状况只是影响证言可采性的因素，因此不必将其排除在证人范围之外3、明确侦查人员以及其他特殊人群的作证资格。侦查人员对于通过侦查活动了解的案件事实，有资格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侦查人员不得拒绝作证。法院可以应控诉方或者辩护方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主动通知侦查人员到法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

（二）证人出庭作证例外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例外制度适用范围包括如下情形：（1）证人已经死亡，或经查找确实下落不明，或丧失了作证行为能力，或在国外难以通知和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赶回法庭作证的；（2）证人身患严重疾病或精神疾病无法出庭；（3）证人年老体弱、行动极为不便利；（4）未成年人；（5）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极不便利或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证人确实不可能到庭的；（6）控辩双方同意将该证人的书面陈述作为证据的；（7）证人在先前审判程序中所作的证言笔录，且该笔录记载的争议点与当前审判程序的争议点一致的；（8）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其先前陈述不一致的，其先前陈述可以用来质疑其在法庭上陈述的可信性；（9）其他确属特殊情况，且经审查核实后，由法官报请法院负责部门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的，关键证人可以不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