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土地改革侵犯了农民集体所有权

陈乃进


摘要：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其他土地国家所有。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与国家所有土地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政府征用集体土地，农民只得30年土地使用权补偿费，土地就永远不归农民私有，也不归集体公有。政府拿农民的土地卖高价，搞商业开发，是对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权利的侵犯，是土地征用权的滥用。是八亿农民不答应的违反国家根本大法行为。国家高层应当引起重视，尽快进入违宪审查程序，返还农民应有权利，根治农村土地官民纠纷。

关键词： 集体土地；征用；兼并；垄断；官民纠纷；不可诉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政策，这是给富人发展规模生产提供一个兼并土地的法宝。农村土地通过大规模地流转兼并，招引大量资金投入，进行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政府侵犯农民土地权利的政策和行为始终没有改变，存在不可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无地、无业、无生活保障的农民群体不断增多，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蜂拥而起，影响社会稳定和和谐。他们不知道稳定的家到底什么时候安置在哪里，怨声载道，叫苦连天，谁能理解他们发出的叹息和责疑呢 。
　　首先，老百姓回忆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把地主的土地没收过来，无偿的分给老百姓；现在又把老百姓的土地低价征用或兼并过去，高价卖给地主（开发商）开发，怎么一个共产党会做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法律和政策？其次，农民集体土地被政府征用或兼并，每亩（666平米）价格只有几万元，卖给地主（开发商）后，地价至少上升数十倍；地主（开发商）继续开发房地产，每平米价格可售几万元。农民土地一亩几万元，房产商铺一平米几万元，咫尺之隔的土地价格相差数百倍甚至上千倍。老百姓的泥砖一到地主手里怎么会变成金砖？再次，当今时代，农村土地时刻被征用或流转兼并，失地农民正处于“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创业无钱”的水深火热之中，不找市长找市场，市场能容纳得下这么多没文化、没技能、没资本、老的老、小的小的农民工？农民求职找市场，吃饭找食堂，谁来种地呢？
　　政府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如何认识老百姓提出的责疑和埋怨？为了和谐社会，完成无硝烟、无血泪的这场土地改革，有人试图做出这样的一些见解。
　　第一，共产党把土地无偿的分给老百姓已经有60年（1949--2009），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三农经济发展趋势的确要比其他行业缓慢。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依法征用土地拍卖给地主（开发商）开发工业园区、国际商城、专业市场以及各类住宅和工厂等，有的不到6年时间，就能开发出超过历史6000年的高楼大厦和各类经典建筑。为社会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有目共睹，因此，不是共产党要做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法律和政策，而是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一次土地改革。第二，城市地产每平米价格高达几万元，老百姓的土地每亩只有几万元，城乡土地价格差距之大完全事实。但不是显失公平的泥砖变金砖，而是我国实行工业化、城市化的政策倾斜，由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根据邓小平的黑猫理论打下金地洞，抓起金老鼠的缘故。如果房地产供大于求，卖的多，买的少，价格再高再涨，也是涨不上去的。第三，老百姓求职找市场，吃饭找食堂，谁来种地？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要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当然是地主（农场主）继续开发“万亩立体”农场，带领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学种地，一人种万人吃，谁来种地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纵观我国历代王侯将相和平民百姓，对自己的土地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都是一国领土，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是一国公民。当代官民之间对我国的土地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公有私有可以一概而论吗？解放中国的年代牺牲农民生命为代价，换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开放中国的年代牺牲农民土地为代价，不准农民买卖土地，政府却可以“征用”农民土地卖给开发商，产生极大的差价，收益又不归农民所有，土地的主人完全改变，这叫“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吗？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的关键就在于官民之间人人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我国的土地与官民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平等关系呢？《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其他土地国家所有。两种所有制并列属于公有，没有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属于13亿全民所有，也没有规定国家或政府所有，因此，土地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在法律面前是完全平等的，农村集体成员有权依照宪法规定行使土地所有权。所谓“所有权”就是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结合。
　　我国政府单方面对土地市场实行高度垄断，集体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只能是政府征用。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土地经营权承包为什么也要政府批准？难道种地也有什么错的吗？《土地管理法》第五章短短的“建设用地”条款中就用了十二个“政府批准”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的“征收”是所有权的改变，“征用”是使用权的改变，“给予补偿”是土地价值的承认。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根据这一规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营城市”理念，一届政府任期五年，可以一次收取50年或70年的土地租金。他们在农民土地上大做文章，普遍诱发了强烈的“政绩”冲动和短期行为，把农民手中的土地从低价征用过来，高价出卖给开发商或者其他投资者。缺乏谈判能力的农民在土地征用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被政府征用的集体土地，农民只能得到30年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费，土地就永远不归农民私有，也不归集体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哪里去了呢，当然，不明不白的归政府所有了。
　　政府拿农民的土地卖高价，搞商业开发，是对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权利的侵犯，是土地征用权的滥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我国《宪法》只准许政府修学校、医院、敬老院、公园、公路等公益事业征用农民土地。政府对国有土地有权公开挂牌拍卖、收取利益、行使权利；农民对集体土地为什么不能挂牌买卖、收取利益、行使权利。
　　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农民根本无权干预，农民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买卖，到处还要政府批准，政府到底凭什么来剥夺农民拥有集体土地的自由买卖权呢？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违反平等、正义、公道的行政法规、政策和行政行为越来越多，农民确实无力抵挡，有什么办法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与政府抗衡呢，根本不能，为什么？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不受理公民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其受案范围，只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就对政府部门那些歧视性的规定也不能做出违宪判决。
　　政府违反《宪法》侵犯农民权利，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能判决，农民没有讲话余地，上告无门。只好走上遥遥无期的信访之路，有时候想不通就会破口大骂而被称之为大胆刁民；用自己的七尺身躯参加城市化建设，有时候拿不到血汗钱而被称之为农民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种地与农业现代化竞争，有时候搞得颗粒无收而被称之为农民孙。什么农民孙乱七八糟的，不，农民孙是历史的遗留，农民是其他身份的区别，农民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成为知识分子，只有赚到钱才能成为商人，只有闹革命才能成为一代官员。
　　除此之外，子子孙孙就是农民，那么去打工能不能成为工人呢？可能不大，在农村还没有打工的地方，城市打工十年二十年，不吃不喝赚不到一间百万的住房，迁不了户口，身份还是农民。看起来这一切一切都是农民的错。农民为了生计犯法去偷去枪当然要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违反国家根本大法侵犯农民权利应当承担什么责任？难道杀一人一条罪，杀百人百条罪，杀了千千万万的人就没罪？笔者呼吁，中国八亿农民不答应的违反国家根本大法行为。国家高层应当引起重视，尽快进入违宪审查程序，返还农民应有权利，根治农村土地官民纠纷。


作者：陈乃进 浙江平阳顺溪田里村人



重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之管见

陈文刚


司法调解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教育规劝，促使其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活动。司法调解制度，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等传统美德和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已成为我国法院的“高水平审判”方式，被誉为“东方经验”。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专章对调解解制度进行了规定，但仅有短短的七条，较为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对调解制度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特别是2004年8月颁发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法院的调解实践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我国司法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重大缺陷依然存在，主要有：
第一、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性质不同的调解制度和判决制度不科学。我国《民事诉讼法》既规定了调解制度，又规定了判决制度，而两者属截然不同的解决民事争议的不同机制，有作严密的制度设计的判决程序和随意性很大的调解程序，一刚一柔，性质完全不同，将其规定在同一程序中，必然造成任意性与规范性的冲突，表现出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上的不科学。
第二、调解者与判决者归于同一不科学。现行《民事诉讼法》将法官设计成兼具审判者和调解者双重身份的诉讼主体，他既是疏导、钝化、消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的调解者，又是诉讼活动的指挥者和纠纷的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这种身份上的竞合，使调解者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重视，甚至片面追求调解率的情况下，法官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在处理案件时自然而然地选择调解结案，在法官摆出裁判者身份进行调解时，当事人违心达成协议成为必然。
第三、调解自愿原则与有关规定相矛盾。自愿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调解基本原则，但现行民事法律却又规定了若干应当进行调解的情形，如规定离婚案件必须进行调解，规定六类案件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等，这此强制性规定显然与自愿调解原则相冲突，客观上形成了毋须征求当事人同意即可进行调解，使“强制调解”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行为。
第四、现行《民事诉讼法》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有失妥当。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可以在庭前、庭中、庭后（宣判前）的任何时候进行。在庭前、庭中调解时，要求做到“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是不科学的，因为只有对证据进行举证、质证，经过庭审中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才能认定事实，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可能“是非分明”。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调解要求“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在时空结构上混淆了调解与判决的界限，无疑扼杀了调解固有的属性，抑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还不如直接判决更为快捷、经济。
我国的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已成为立法者、学者及司法工作者的共识。本人认为，在重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政治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
第一、将调解者和审判者分离。在立法上，树立调审分离的指导思相，将调解和判决这两种浑然不同的解纠机制按照其特点分别加以规定，绝对禁止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在身份上竞合。调解法官只能依照特定的原则调解案件，调解不成，不能进行判决，只能依法及时将案件移送审判者审判。
第二、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调解机构应附设于立案庭，与负责庭前准备合二为一，既与审判环节相分离，又可利用立案庭现有的职责范围和司法资源，在民事诉讼案件流程中，调解只是其中的一环，从解纠角度看，调解和审判相区分自成系统。
第三、调解时间和审级上加以限制。为确保调审分离，防止反复调解，久拖促调解，应当规定调解只适用一审程序的审理前，一旦进入审理阶段，法院就不能进行调解，但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调解的除外。当然，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应允许当事人自行和解。
第四、取消与自愿调解原则相悖的强制调解规范，使调解真正成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自由选择，处于调解制度的核心地位，实现司法调解的本质属性。
第五、实行调解不公开原则。判决是强制性的解纠方式，因此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实行公开审理的制度，经过对抗判定事实。而调解与此不同，调解更注重和合，因此更需要和谐气氛，试想在庄严的法庭上公开唇枪舌剑后，当事人还有多少可能达成一个互谅互让的协议？另外，随着公民权利的苏醒，纠纷的当事人也更希望纠纷在不公开的方式下得到处理。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常常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尽量为调解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六、对调解案件再审的限制。现行法律允许对调解案件进行再审，这体现了有错必究的审判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行法律对调解的再审条件没有作出相应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过于宽泛，也至于影响了法院处理案件的严肃性。因此，司法调解再审应当加以限制，仅限于：1、协议内容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侵犯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2、协议是受胁迫、欺诈而达成；3、参与调解的人无诉讼行为能力。